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九月十四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王利明、苗平和王翔三名票据诈骗罪犯以及利用银行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受贿罪犯梁世汉执行死刑。

大公报报导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十四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以上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指出，金融诈骗案件除内外勾结现象比较突出以外，还呈现其他特点。他说，大量的案件表明，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挪用、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交织在一起，案中有案，案外有案。

他说，首先是犯罪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涉及面广，受骗人多，善后处理难，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狡诈隐蔽，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单位犯罪比较多。以各种名目的单位形式出现，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也更大。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一旦得手，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或者携款潜逃。

沈德咏说，金融犯罪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部位和动脉系统，严重破坏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信用制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

据统计，二○○○年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法院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二万零三百多件，判处犯罪分子二万七千九百多人；审结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七千二百多件，判处犯罪分子七千五百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的判处是相当严厉的，在判处的七千五百多名金融诈骗罪犯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四千二百多人，占五成多。但金融诈骗犯罪发案仍然居高不下，针对这一态势，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金融安全。 香港文汇报报导说，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将于十六日召开之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近日强调，中纪委将起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意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何勇指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

据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指出，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其设想是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中；其目的是积极主动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该体系除了基本的规章、准则条款外，还包括组织体系，按照党内监督条例对权力进行监督。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建立合理、科学、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李永忠介绍，起草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该体系将对党内民主的一系列方式，包括选举、罢免等作出规定；将明确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各级权力机关的架构和职能的配置；会加强对全党的教育，以领导干部为教育重点，强调教育者应首先接受教育。

新华社的报导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刑法学大会上，联合国毒品控制和预防犯罪办公室条约处负责人艾都阿多·维特尔说：「中国近几年来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反腐败工作，比如打击贪官外逃，都离不开国际层面的紧密合作。」

他表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于各国预防和打击腐败，改善国际合作，有效将流失资产追回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超过一百一十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维特尔说，公约的有关条款特别规定了任何国家不能以银行作为客户保密的理由而拒绝向他国提供反腐败的法律援助。在引渡方面，公约鼓励各国之间建立不同的合作模式使不同机构可以进行合作。公约还设专章就资产收回进行了规定。这些都可能对中国加大打击外逃贪官的力度提供帮助。

中国目前在追捕外逃贪官的工作中尚存一些障碍。首先是难寻贪官藏身处：检察机关即使通过侦查知道了某些贪官可能已外逃，但具体躲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现在状况如何等，都很难搞清楚，因此，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拿难度非常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博士指出贪官难引渡回国。截至去年底，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八个国家，如蒙古、俄罗斯、老挝等一些国家还没有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

虽然中国已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司法协作、移管被判人等条约，但这些文件都不如双边引渡条约的效力高，对方不一定必须引渡。王世洲说，为了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应该更认真的研究有关国际公约。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比如腐败分子的量刑标准等。

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贪官携款外逃，尚需官方公布明确统计。《半月谈》去年六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四千名贪官携款五十亿美元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