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清华：大师最后一堂课就这样被搅乱

[ 01/06 19:09 来源：新浪网 ]

2004年12月22日，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上午九点二十五分，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刚响，孙笑雨就立即往位于清华六教C座的101教室赶。因为晚到一步，离讲台近的座位就被抢占一空了。本学期开学以来，每个星期的星期一、三上午，孙笑雨都要“赶场”一次。跟他一样兴冲冲来上课的还有基础科学班和物理系四个班的120多名大一学生。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兴奋，是因为在这间教室里给他们上基础物理课的是杨振宁。在清华物理系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届的学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离上课还有十分钟，门口零星地仍有学生进入，两名保安仔细地检查每一位学生的听课证。教室的后门，另一名保安也在做著同样的工作，而通向洗手间的门被锁上了。在一群保安的簇拥下，一个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从走廊的尽头走来，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高大，头发上还散落著几朵尚未融化的雪花。

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却并不比年轻人慢，一转眼的工夫，就进入了教室。保安随即迅速把门牢牢地关上，由于门上的玻璃被报纸覆盖得严严实实，对于教室里发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五分钟之后，教室里隐约传来讲课的声音。最后一课杨振宁端坐在讲台正中间，双肘伏在桌子上，驼著背，头微微前倾，这让他看起来显得矮小了很多。他一边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地进行著公式的推导演算，一边用英文给台下的学生解释这个推导的过程。讲课过程中，他时不时地会插上几句带著浓厚北方口音的中文。在C座对过的A座，有一间和101教室同样大小的多媒体教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杨振宁授课的“现场直播”。清华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和来自外校的旁听者都聚到这儿，一睹大师风采，希望从大师那儿学到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跟开学时的场场爆满相比，现在这间教室多少显得冷清了些，偌大的教室里大约只零零散散地坐著二、三十个人。这节课，杨振宁讲的是电磁学，原本用三个学期才能讲完的那本厚厚的英文教科书，他已经讲到了一半。到学期结束，至少还有两到三节课的时间，学生们本以为他们还有机会继续聆听杨振宁的教诲，但就像他当初来的时候一样，他走的时候，提前也没有任何征兆。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针指向上午十一点整，再过二十分钟，这堂课就要结束了。一般不到下课，他本人不会离开自己的座位，此刻，杨振宁却突然停顿了一下说，他下个星期有事，将由中科院院士赵忠贤代课，他的课就上到这儿。

然后，他缓慢地站起身和学生们挥手告别。有一些学生开始鼓掌，但这一举动立即被杨振宁的助手、物理系的阮东教授制止了，因为别的班还在上课，动静太大不好。在杨振宁出门之后，学生们也都一个接一个地跟了出来，几个学生拿著相机在不停地抓拍杨老师离去的每一个瞬间，直到他进入那辆奥迪A6在雪中渐行渐远。大师没有架子屈指算来，从去年9月13日的第一堂课，到12月22日的最后一节课，杨振宁给这帮大一新生上课次数总共有27节之多，这期间，他没有缺席过一次。

每次上课，他都有个习惯，就是提前五分钟到教室，很准时。“他从不点名，而且课间不休息，从头讲到尾，谁要是想上厕所可以直接去，不用跟他打招呼。”一位学生说。刚开始大家觉得挺紧张的，实际上听他的课非常轻松。同学在课上打瞌睡也是常有的事，但这只是个别现象。由于系里的老师会旁听，而且听杨老师上课本身能学到很多真东西，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非常认真的。“他给人总的感觉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门口的一名保安也有同样的感觉，“第一次上课，我站在门口，杨老师先跟我问好，我很感动。”

在这门课开课之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专门给学生开了一个全体大会，课堂纪律除却不说，还对他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下课之后不允许跟杨老师索要签名，合影留念；每周一下午，杨老师会腾出一小时的时间解答同学们的问题，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但最好少问一些习题，这样容易落入俗套，还是多向杨老师请教一下做人的学问。此后，每到星期一的下午，杨振宁的办公室门外都会聚集著很多他的学生，但由于时间有限，一些来得晚的同学就只能扫兴而归。孙笑雨有幸和杨振宁有过几次近距离聊天的机会，包括中秋节那天他和班上的几个班委一起买了些小礼物去慰问老师的那一次。“杨老师坐中间，大伙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回忆那些曾经的求学往事，场面很温馨。”聊天过程中，杨振宁提到最多的就是他的老师费米、泰勒、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人，这些当年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对杨振宁日后能在理论物理界有所建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在一篇怀念费米的文章中写道：“他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这一辈的众多物理学家，这是有案可查的。”他跟这些物理学家之间的故事，在课堂中也多次提起过。

同学们很佩服杨振宁的一点就是，他给他们所传达的一切在他本人的文集中基本上都能找到，而且很多都是原话。“让学生对物理产生兴趣是最重要的”除了惊人的记忆力之外，杨振宁上课时思维之敏捷也是令同学们称道的一件事，一位基础科学班的大一学生告诉记者，杨老师讲课都是跳著讲，挑重点讲，对于一些他认为比较次要的内容都是一句话带过，而且讲话语速非常快，一点都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要是课前不做大量的预习，上课很难听得懂。“这是跟我们系的老师讲课很不一样的地方。”物理系一名大三的学生也这么认为，“对于一些公式，一般老师可能会直接拿过来，而他却会给你做出详细的推导，一步一步教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他很注重数学在物理学里的运用，讲课时能切中要害，听了他的课你会豁然开朗。”杨振宁对于数学的爱好主要缘于从小父亲的熏陶，他父亲是清华有名的数学系教授，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的物理界同事们大多数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技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他讲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不拘泥于书本，对于书上一些不严密的地方，他还常常直截了当地把它指出来，他还会经常给学生灌输一些物理学史、物理学前沿研究、物理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知识，这让这些在物理学刚刚起步的同学们大开眼界，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物理系系主任朱邦芬说，学期结束后，他们将组织学生和听过杨先生上课的教师一起对杨先生这学期的课进行一个总结，吸取杨先生上课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以便运用到物理系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去。“对于那些不了解的知识我都会把它记下来，课本上已经有的东西我很少记。”一名物理系的新生对记者说，不过这部分东西，杨老师答应我们期末考试不考，他说平时成绩占10%，期中考试占30%，期末考试占60%。

“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的是，期中考试时他还亲自过来监考。”至于学生最后的考试成绩是好是坏，可能不是他上这门课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开学时所说的一段话似乎可以说明他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对这个课发生兴趣，而有更多的学生吸取了很多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示范作用其实，给本科新生上课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聂华桐回忆说，1997年，杨振宁回国筹办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过要给本科学生上课，可是当时杨振宁和他太太两人的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1998年前后一共经历了4次手术。 1997年，杨振宁做了搭桥手术以后，身体状况好转，连以前心律不齐的毛病也好了，但夫人杜致礼却不幸在一次手术中神经系统受到了影响，一度疼痛严重。由于要在美国照顾太太，杨振宁回国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要是给本科生教学，时间上肯定不太允许。直到去年12月，杨振宁正式定居清华之后，朱邦芬才重提旧事。“朱老师一开始是来找我的，可是我跟他说，我一年要回美国好几次，时间上把不准，第二呢，也没杨先生效果大。”聂华桐建议朱邦芬说，还是找杨振宁来教更为合适。今年上半年，当朱邦芬把这一请求告诉杨振宁时，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

一是了却了他几年前的一个心愿，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本人曾在美国教过两次大一物理，他很想把美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和在中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教授来教本科生在国外来讲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家会形成一种传统，到了那个年纪就会主动去承担一点教学的任务。杨先生自己也说过，到了六十岁就不应该再带研究生了。这么做不仅对学生好，因为老教授经验丰富，有什么问题看得比较全面；对年轻人也有好处，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发展研究。”聂华桐说。

研究工作做不下来，在学校留不下来就会被淘汰。而国内却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年轻人科研做的好一点，就让他做官去了。有潜力能够做一流工作的年轻人都被糟蹋了。”聂华桐也坦言，杨先生这么做在高校教师里面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要改变某些人的现行利益是很困难的，效果不会很明显，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营造这样一个风气和氛围。杨振宁的清华情结-本报记者刘俊1945年8月28日清早，杨武之陪儿子杨振宁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别时，妻子罗孟华很镇定，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杨武之跟儿子讲了些勉励的话，父子俩都很镇定。话别后儿子坐进了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他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他招手，几分钟后，父亲即被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却始终没有发动，突然一旁的一位美国人打手势要杨振宁向窗外看，骤然间他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看见父亲满面焦虑的样子，杨振宁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这一别就是整整58年。此前17年的时间，杨振宁和父亲都一直在一起，其中有8年，他和家人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和他当年离开时一样，去年年底，当杨振宁重返清华园这个留有他深刻童年印记的地方时，仍是孤身一人。归根清华园的生活在杨振宁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段童年的美好生活伴随著杨振宁远渡重洋，并一直留在他记忆的深处。到了美国十多年后，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杨振宁却似乎始终不能原谅自己当初的选择，1982年，是他加入美国籍的第19个年头，他在一篇文章中心情沉重地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杨先生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他留在美国，心里一定有很多矛盾。”在跟杨振宁同事30多年的聂华桐眼中，他是牢记根本的一个人，对于中国有非常深的感情。对于清华，让杨振宁怀念的人太多太多，不仅有他的亲人、伙伴，还有曾经教导过他的老师，尤其是他在西南联大的6年大学生活，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为他日后能成功进入理论物理的殿堂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杨振宁和家人被迫从清华举迁合肥，几个月后又转往昆明，清华联同北大、南开在昆明重起炉灶，取名西南联大。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阵容强大，名师云集，杨振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于教过他的老师如数家珍，“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

”对杨振宁影响最深的是两位教授，一位是吴大猷，一位是王竹溪。前者引导他对对称原理发生了兴趣，他主要跟吴大猷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运用的是推演法，在给清华大一新生上课时，他也经常使用这一方法；后者则引导他进入了统计力学领域。这两个方向是杨振宁在此后50年里的主要研究方向。小时侯在清华园里读书长大，尔后又在西南联大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所以杨振宁一旦决心回国，清华是他的首选定居之地。2002年5月，清华大学在“胜因苑”为杨振宁修建一栋两层楼的别墅。2003年12月25日，杨振宁回到清华，给别墅取名为“归根居”。出力重回清华一方面了却了杨振宁多年来想回家的心愿，一方面他也想在有生之年为清华的发展出一份力，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就是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才创办起来的。

1996年2月，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打算在清华成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参照的模式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而杨振宁自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家研究院工作，并且一呆就是17年。杨振宁对于该院的体制和研究模式有多熟悉可想而知，有鉴于此，王大中决定聘请杨振宁担任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负责人。4个月后，杨振宁携夫人一道访问清华，但当王大中跟他提出让他来主持中心工作时，他却婉言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在国外，任务也很多，不过他说，能帮得上的忙，他一定帮。杨振宁的确是这么做的。一年后中心正式宣告成立，杨振宁与王大中就中心的运作、人选等问题面谈了15次，在电话里商讨了30多次。除了在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提出了一些可聘请的人选，杨振宁还想办法帮助高等研究中心找钱，因为“靠清华大学拨的一点经费，中心是没法正常运转的”，中心主任聂华桐说。

凭借多年来在海外积累下来的朋友网络，1998年3月，杨振宁在香港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并担任董事长，他本人还主动带头把自己的一处价值100万美元的房产给捐了出来。“政府给他发的工资也都捐了。”聂华桐说，现在，研究人员的工资的大部分也就是津贴都是来自这个基金会，“国家只给固定工资，靠这个根本没办法跟别的地方竞争。”“他对清华的正面影响是很大的，这种东西是无形的。”当年，杨振宁给聂华桐打了个电话，他就过来了，当然，聂华桐也强调说，很大程度他自己本来也想这么做，他和杨先生一样都有很深的中国情结。

几年来，中心招揽了几位国际一流的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是世界顶尖人物，聂华桐说，中心能有今天的局面，多半是靠杨振宁这三个字的号召力，还有他塑造出来的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大师风采-孙笑雨来到清华后得到的第一个惊喜就是得知我们基科班的物理课是杨振宁先生开设的。我当时特兴奋，因为对于学理科的人来说，能得到大师级人物的指点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能够聆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授课，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的事。这种兴奋在我们拿到特制的听课证(唯有持证者可以进教室听课)，而旁人用羡慕的眼光看著我们的时候达到了极点。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激动，早早地在教室里等待。终于，杨先生出现了，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有的同学还用手机拍照。如今，一个学期即将结束，回想起来，真是收获颇丰。我作为清华记者团的记者，我还采访了几位同学，大家都和我有同感。大家对杨先生的学识都是十分的佩服。杨先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大师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能从平常的现象中挖掘出更深刻，更普遍的东西，能正确的把握物理学的发展方向，能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物理问题。

杨先生做学问的大特点便是非常严谨，他在讲授哈里德编写的普通物理学的过程中，对所有公式的来源，都作了详细的推导(当然很显然的东西除外)。杨先生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有过非常精辟的见解：精确细致的数学公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有了它，人们就能够运用充分发展的数学工具来处理问题。他还把物理学和数学比作一棵树的两个分杈：它们在最初的时候是一样的——即它们有相同的基础，但是在发展中又不尽相同，有联系但是差别也是比较大的。杨先生采用英文授课。本来物理系的教授考虑到中国学生英语听说可能会有困难,所以建议杨先生采用中英混合的形式，英文占的比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第一节课上，杨先生便提到了如何学英文，用全英文讲课，后来物理系的老师以及杨先生都做了调查，发现能听懂百分之八十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能听懂一半以上的占了绝大多数，杨先生就决定采用全英文授课。

一学期下来，同学们的词汇和听力都有所收获。杨先生结合同学们的特点，略过了中国学生已经学过而美国教材上出现的知识，他看出清华的学生接受能力强，所以加快了授课速度，避免出现“吃不饱”的现象。计划三个学期讲完的教材，如今已经学了一半多。有一位同学说：我从今天起，不会直呼杨先生的名字，以示对他老人家的尊敬！这只是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情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杨先生的学生，心中对杨先生的尊敬，钦佩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作者为清华大学2003级基础科学班学生)“他很少谈学问”-本报记者刘俊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在100多名竞聘者中，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聂华桐被杨振宁相中，此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达三十多年。当初吸引聂华桐前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杨振宁在理论物理界的声望，“这个研究所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来来往往的人都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

“他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事实上，跟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成果‘宇称不守恒’只是杨先生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他另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50年代他提出的‘规范场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物理基本规律的一个普遍结构的重现，70年代初在物理界所引起的轰动之大远远超过了他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长达15年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得到同行们的认可。那个时候，研究所是非常兴旺的，我研究的领域也是最前沿的。”而真正让聂华桐一直留在那边的是自由宽松的学术研究气氛。“杨老师不会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很自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负责选人，做科学是跟做艺术有类似，你能让哪一个院长教你画什么吗？”聂华桐把杨振宁对他的影响看成是无形的。“基本上，杨先生跟我们那儿的教员学问谈得不多，他做物理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跟他做的也不一样，不是都能够和很多人融合在一起。他做科学研究的整个思路对大家很有影响，我想杨先生对于我们的影响就属于这种。”在所里，只有聂华桐和杨振宁两个是中国人，他们平常在一块儿，聊得最多的话题都是与中国有关的，对于一些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往往趋于一致，这种深厚的中国情结让他们俩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虽然在年龄上二人相差十几岁。所以当杨振宁在清华打电话问聂华桐“清华要成立一个这样一个中心，你去不去？”时，聂华桐两天之后做出了回来的决定。“一个是因为杨先生，一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中国情结。”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二楼，走廊尽头正对著中心大门的一间就是杨振宁的办公室，暗红色大门的旁边挂著一块金色的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刻著“杨振宁”和“CN.Yang”。

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每天一大早杨先生都会来到办公室。这半年来，除了要给本科生上课，其余的时间杨先生基本上都呆在中心。在中心网站的在编研究人员名单中，记者发现第一个名字就是杨振宁，他在这儿有两个职务，一个是名誉主任，一个是教授。“现在跟以前一样，还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聂华桐说，“但他年纪大了，工作缓慢下了，而且他感兴趣的问题也不是最前沿的了，可是这并不影响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物理学家里面世界第一的地位。”“偷窥”杨振宁本报记者刘俊实习记者王娜 2004年9月初，杨振宁在清华给本科生上课的新闻曾轰动一时，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为了保证杨振宁不受过多的打扰，清华大学安排了六、七名保安在教室内外把守，学生只有持听课证才能进入，杨振宁出入都安排助手陪同，专车接送。一个学期快要过去了，学生们对于杨振宁的课有什么评价？杨振宁对他上的课满不满意，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迫切想知道的问题，也是我们想去采访他的的初衷。为此，记者五入清华，期待能和杨振宁面对面接触。 12月8日，记者第一次去清华，进了直播他上课的多媒体教室。“大家帮我看看推导有什么问题？哦，我忘记了一个N，这样跟我昨天晚上算的就一样了。”第一次听到杨振宁的声音，很是亲切，一会儿，他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易近人。

第二次去清华时，记者顺利地找到了目的地。下课后，杨振宁从教室里一出来，记者就迎了上去。在了解了记者的来意之后，杨振宁笑了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已经拒绝了所有的采访，我不能为你破例。”这跟几天前他秘书的回答如出一辙，而这时我已经跟他走到了教学楼的门外。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回头问：“你想知道什么？”“杨老师，您说清华大学本科生的水平超过了哈佛，您的根据是什么呢？”“清华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数学的底子好，计算能力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这对于物理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每个老师都有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现在学期快结束了，您的目的达到了吗？”又一问题又抛了过去。“好了，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了。”这时离他的那辆黑色奥迪只有一步之遥，从这里到教室大概有20米左右的距离。杨振宁每周上两次课，这就意味著每次上课前后都可以有两次和杨振宁“交谈20米”的机会，这样既能采访杨先生，又可以不占用他的时间。事情往往难以预料，新加坡媒体透露的一条消息打乱了记者的计划。第二天，“杨振宁订婚”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12月16日，温度陡降，当我们提前半个小时赶到教室时，发现门口比上一次多出了好几名保安和一大帮扛著摄像机的记者，这些记者都是台湾电视台的。站在教学楼大门口的物理系的几个老师商议著怎么来对付这些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打电话给司机说，让他把车直接开到教学楼大门的门口。果然，杨振宁一下车，就立即遭到这帮记者的围攻，“杨先生，你能不能说点什么？”一旁的保安和工作人员根本没法招架。路过学生见到这一情景都很诧异，表情木然，根本不知道今天清华怎么会这么“热闹”。杨振宁始终微低著头，双手插在口袋，表情平静地走进了教室，从头到尾，他没说过一句话。

记者们不停地叹著气，并没有要撤的迹象，直到下课之前，他们一直蹲守在大门口，闲聊著什么。待那辆黑色轿车再次启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活动”起来，里面一拨，外面一拨。可是这时，杨振宁已经悄悄地从另一侧门离开，乘坐一辆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扬长而去。第四次去，大雪纷飞，101教室门口冷冷清清，由于上一次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扛著摄影机的记者们没有再出现。但是保安们还是不敢懈怠，在走廊里匆忙地走来走去，担心杨振宁会再次遭到围堵。下课后，杨振宁被人搀扶著下了台阶，穿的还是跟前几次一样的黑色呢子大衣，脖子围著一条围巾。这一次，是他在清华的最后一课。第五次到清华，记者去的是杨振宁的办公室，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里面。那天恰巧是星期五，圣诞前夜，工作人员告诉说，杨老师去汕头出差了。大师杨振宁在清华的授课，在一片喧闹中结束了。几天后，杨振宁在海南度假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这时，杨振宁的身份和他为清华的科研和教学所做的一切几乎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