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也得相信，这就是事实：郑家栋每次都是用的不同的证件──他就在街上那种伪造文书的贩子手上买的各种文件和证明，包括他一份又一份使用假名字的结婚证书。
 
《多维月刊》记者　黄琨

　　6月10日之前，郑家栋颇有名气，是中国哲学专家、儒学大师；6月10日之后，郑家更有名气，是涉嫌走私七名女子进美国的“蛇头”和重婚犯。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郑家栋，这个被视作“复兴儒学”最有希望的中年学者，身份变幻得如此剧烈，让很多青睐他、器重他和抨击他的人，都目瞪口呆。6月23日，多维新闻网报道的“中国教授郑家栋带6个妻子访美”这条消息，不啻一个重磅炸弹在中国学术界爆炸。

　　这对他从事的儒学研究来说，造成的冲击更是难以估量。有人称之为“学界今年最大的丑闻”，至少，它够格被称为“儒学界的最大丑闻”吧！

     被控三项刑事罪名的“儒学大师”

　　郑家栋被拘捕，被控以三项罪名：贩卖人口罪，重婚罪，伪造文书罪。

　　中国大陆曾有《京华时报》等媒体言之凿凿地说，“6月1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郑家栋在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手续时被警方刑拘，在被拘留7天后又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拘留。”此说不确。据多维记者调查，他是与他的第七个“老婆”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过后，被北京市公安干警拘捕的。

　　６月10日，乾乾瘦瘦、背有些驼的郑家栋与一名女子出现在美国大使馆签证窗口前，申请“夫妻”双双访问美国──这是他带第七个“老婆”来办理赴美签证了。

　　一般人听说“七个老婆”这样的数字，都难以置信：怎么会有七个“老婆”？前六个怎么可能签证成功，来到美国？这中间可有着无数关口啊！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陈子谦不无为郑家栋开脱之意，“在这样混乱的价值标准下，加上利益唆使，往往逼良为娼”。他震惊的是：“六个人因他而出境不归，时间一长，不可能瞒得住，更不用说中美两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对法律的漠视使他从贩卖学术发展到了贩人。”

　　难以置信也得相信，这就是事实：郑家栋每次都是用的不同的证件──他就在街上那种伪造文书的贩子手上买的各种文件和证明，包括他一份又一份使用假名字的结婚证书。

　　或许就是这种“难以置信”，让前六个老婆签证成功了吧。但是美国的有关部门官员对他产生了怀疑，海关和移民部门已经着手在调查他的事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已经与中国的公安部门有联络，这次大使馆有关人员发现调查对象带了第七个女人又送上门来，便一边托词稳住他，一边即刻通知了北京公安部门。

    然而，北京公安干警总不能闯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抓他吧──甚至不能在大使馆门口抓，否则还不酿成一个外交事件，或者被不时逡巡在大使馆外的狗仔队拍个正着？北京公安局派了便衣赶来在大使馆外面等待，等郑家栋出来，离开大使馆有一段距离之后，便衣才上来对他说：“请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此对他进行了拘留审查。

为支持孩子读书而不择手段弄钱

　　多维记者了解到，郑家栋以“妻子”的名义先后带了六名女子进入美国，然后“妻子”滞留美国不归。他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不是无偿的──郑家栋收取每个女子约十万人民币左右（一说郑收取每名女子20万元费用）。

　　他为什么这么做？简单地说，就是为钱。郑家栋用这种手段搞钱，据说是为了支持孩子在美国念书。

　　在郑家栋带到美国来的六个女人当中，有一个是郑家栋真正的妻子，她带着郑家栋十多岁、有心脏病的儿子正在波士顿读书并治病。波士顿是美国着名的费用高昂的地区之一，两人一年最低的开销要两三万美元（20万元人民币以上）。尽管郑家栋除了工资，还撰稿、演讲、上电视……但是他的收入还是支持不了，但他又不愿意让妻儿回国。由于社科院系统内收入不高，郑一直在谋求到高校教书，但也因为与人相处困难，此事一直没有结果。

　　郑家栋的妻子原是北京的名医院──北大附属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有人为她算帐说：她到美国来实在不合算，“如果她还在国内当主治医生，一年收入至少是六位数的人民币”。但是望子成龙心切，她来到美国，提供经济支持的重任就全部落到郑家栋肩上了。

　　郑家栋是山东日照人，再过半年就是他的“知天命”之年。他是1978年考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1982年7月毕业。1985年7月，他在吉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8月至1991年7月，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3年12月，他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业务范围与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学术专长为儒家哲学与儒家思想史。在学术界，他的地位不断上升，在院内，他被提升为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在院外，他的头衔越来越多：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中国大陆秘书处副秘书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亚欧比较哲学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国际上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经历，包括韩国汉城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德国波恩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辅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

　　主要着作有：《当代新儒学论衡》、《当代新儒学史论》、《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友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牟宗三》、《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儒家文明》、《中国哲学志》等。

　　据人们分析，1998年，他应美国哈佛大学之邀，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他本人也因这个机会而获得美国绿卡。

　　据中国《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转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蔡方鹿的说法，郑家栋的成名是仰仗了其导师方克立的培养。当时，方克立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郑是方老的门生，郑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承袭了方的衣□。
 
    不过，《三联生活周刊》补充说，在师从方克立教授时，郑通过努力提前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出版了学术专着《当代新儒学史论》，引起了业内关注。据郑的朋友介绍，郑家栋在社科院并没有受到方克立的特别关照，1997年他和83名同事一起被晋升为研究员，2004年6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前后历时11年。

 
　　多维记者从有关知情人那里了解到，导师方克立一度受到中共老左派的“青睐”。在“六四”以后，方克立竟被邓力群网罗去，成为其左派大本营──《当代中国》丛书的成员之一。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多维记者，郑家栋读研究生时，与导师方克立教授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甚至还打起来。据知，起因是师生合作出一本书，但为稿费的分配不满意而酿成了冲突，两人先吵架后动手，年轻的郑家栋占了上风，将导师打了一顿。

　　郑家栋的另外五个“老婆”在美国各地，就像一滴滴水汇进了大海之中，再没有消息。

　　郑的一个同行认为他特别会“来事”，如频繁接受媒体的邀请，充当与自己学问不相干的嘉宾。郑频频上镜和讲座让自己成为学术明星，郑长袖善舞，在几年前就申请到20万元专项资金主持“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的专着，其做学问开始投机取巧。这位同仁说，郑的专着《断裂中的传统》（2001年4月第1版）一书从第251页一小标题以下14页，就是几乎一字不差地全抄了自己《当代新儒学史论》。

儒学大师失足与儒教无关？

　“儒学大师带七个老婆去美国”！这样有轰动性、刺激性的消息，想叫人不议论也难。在当今世界弘扬“儒教”，本来就是被人质疑甚至哂笑的对象，何况，儒家、儒教讲究道德，郑家栋又是个高调的人物，常常抛头露面高谈阔论，一本正经地大谈“传统”“道德”──他出事以后，《读书》杂志上竟正巧登了他一篇谈宗教与道德关系的文章，在学界也成为了一个笑话。这位儒学界新一代担纲人物，怎能不让人们想起过去对孔孟之徒的抨击：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怎能不让儒学界大感被动，手足无措？几乎他的每一个主张、每一句话，再端出来，都让人品味出极其强烈的反讽意味，例如：郑家栋在今年一次《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的演讲中这么说：西方传统的婚礼“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两个人必须在上帝面前做出一种承诺”。人们自然就要以子之言而攻子之行：你郑家栋跟七个妻子作出的是什么“承诺”？

　　鉴于儒学本身就属有争议的话题，自然不乏趁势借题发挥者。《南方都市报》发表顾思齐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说：“此事件最值得关注之处，是郑的身份：他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哲学教授；还不是一般的哲学教授，而是以新儒学研究闻名的教授。”随后，文章越说越放肆：“一个新儒学专家，知而不行，学而无耻，不仅违法，兼且失德，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这种说法让儒学界挂不住了，于是“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很快出来发表正式声明，不但撇清郑家栋和儒家的关系，还引用王怡文章，说郑家栋其实是“自由主义者”。

　　“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这种做法，却惹恼了近年颇为活跃的记者安替：郑家栋近年大力鼓吹儒学，现在他一出事，情况还没有弄清，你们这儒学阵营就赶快与他划清界限，未免也太势利眼了吧！他写了篇《郑子被疑贩六妻，儒界紧急撇关系》的文章，甚至带出了脏字儿：

　　“这他妈叫什么儒家？这简直就是小人儒。人家郑家栋还罪行不明呢，你丫就明哲保身，说他不是你们一伙的。本来就是一起混的一帮人，兄弟突然出事，你们就立刻把他开除出去，这也让太让人心寒了吧。此儒界，何人敢入？……此儒界，又何人敢帮？

郑家栋（左一）。（资料照片）

　“儒界现在认为郑家栋同志不是真儒，他们自己才是，还说儒是一种信仰和生活。OK，可是这种不讲义气、落井下石的信仰和生活怎么看上去这么猥琐？我们常说做学问之前，要先会做人，这些连人都不会做的真儒家们，还想什么复兴孔子的千年梦想？
     
    “郑子即便贩六妻，毁掉的也就是七个人而已；而所谓‘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的落井下石声明，却会毁掉当今中国儒界的复兴春秋大梦。”

　　在最初的七嘴八舌之后，学界的议论趋于理性，学者陈明等认为，郑家栋事件纯粹是个人事件，既与他所在的单位、团体无关，也与他从事的学科、事业无关。着名学者徐友渔也持这一看法：郑是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和倡导者，他在研究、普及儒学方面的热忱和成就令人高兴、敬佩。像他这样的人材，在我国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他因为触犯刑律而前功尽弃，对他自然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对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损失。

　　徐友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郑家栋事件和我们的文化讨论发生关系。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他还强调：“如果我们对某种观点和立场持批评态度，我们只应该从学理、历史、经验事实等方面找论据。学术不是政治，丑闻在学理之争中不起作用、毫无地位。”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某门学问、某个领域的人出问题，而连累、伤害这门学问、这个领域的声誉，也在所难免──美国天主教神父对幼童的性侵犯，不就对天主教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