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2月19日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参加会议的官员有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以及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美日加强安全合作，让中国非常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不但不认真反思战争历史，反而频频参拜供奉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内的右翼势力也日益嚣张；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企图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

会后发表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更招致中国的强烈抗议，因为在美日共同声明亚太地区12项共同战略目标中，有三项直接与中国相关，其中包括 “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上述声明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其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其二，拉姆斯菲尔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Asia Security Conference）上的讲话。在回顾了亚洲安全形势（特别是北韩的核问题）后，美国国防部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称中国在亚洲安全领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军力的无理扩展，亚洲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大肆扩充其导弹力量，全球不少地区都在其射程之内。”接着，他问道：“既然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中国为何要大力发展军事呢？为何国防预算不断攀升？为何频频进行军事部署？”

对北京来讲，这些言论甚是滑稽。没有受到任何国家威胁？那部署在中国海域附近的美国间谍飞机和军舰只是摆设吗？美国导弹瞄准中国又怎么解释？在过去10年里，美国为何向台湾出售了大量的军事武器？中国四周的美军基地又是怎么回事？当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愤怒地回击拉姆斯菲尔德：美国是否因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而觉得受到了威胁？后者不得不用外交口吻表示“没有这种威胁”。

同911事件后的官方声明相比，拉氏的言论更进一步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各方媒体都对此进行了细致报导。

其三，今年7月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原定于6月初公布；由于内容被重新修改，并删除了一些“刺激性内容”，所以推迟至7月19日。其中原因，有说怕措辞“犀利”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又有说是为布什11月访华营造友好气氛。

该报告还是比较中肯地指出了中国军力的优势、劣势。当然，它重点强调了中国正发展海外作战的能力，这将对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已经危及地区的军事平衡。在军队现代化发展趋势下，中国将有能力在亚洲进行一系列军事行动，威胁着该地区既有的军事活动。”

《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始于2000年，仅是一种分析，而非政策档。不过，今年的报告却对政策有着暗示意义：“若中国将威胁该地区既有的军事活动（指美日的联合军事活动），需采取紧急措施来进行遏制。”7月2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谢伟森，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国防部前一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指责该报告“无视事实，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冷战思维作祟这边争吵的不可开交，但美国百姓和媒体更关注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中海油）对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的收购案。由于该收购案受到了美国政界的百般阻挠，中国最后宣布放弃收购。虽然这条新闻在政坛造成广泛影响，但难以同布什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更张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极有可能引发美中两国之间的军事争霸。

对华政策转变的真正原因何在？从根本上讲，保持美国军事优势的传统战略思维依然未有动摇。1992年，老布什在1994-1999财政年度《国防规划导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已提出了这个观点，后来更被认为是美国冷战后国防政策的大方向。

这份档由国防副部长沃尔伏威茨（Paul Wolfowitz）起草，不过当年年初被泄漏给媒体。档呼吁，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扼杀一切将造成潜在军事敌人崛起的机会。“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再次出现象苏联这样颇具威胁的对手。我们应竭尽全力，阻止任何试图支配地区资源的敌对国家，因为有了这种力量，它们有可能成长为世界大国。”自此，这一直是美国全球称霸的指导方针。

进入21世纪，美国越来越发觉，中国就是那个“象苏联一样，对其构成威胁，而且有能力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在1999年总统选举时，小布什表示要长期封锁中国，以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而这也正是布什提拔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官员的主要目的。

911事件发生时，该计划也在有条不紊地运作中。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恰好给了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一个在全球大肆扩张美国势力的绝好机会。因政策重心从遏制中国转向了全球反恐，不少政客认为遏制中国的计划因此受到影响，并导致发展势头减慢。

反恐集中在特种部队和步兵的部署，而不是为同军事大国作战而准备的高科技战机、战舰。对一些军事战略家（当然还有不少的军队承包商）来讲，反恐战争都是遏制中国战略中的插曲。只能耐心等候，直至时机成熟，方能继续实施遏制中国的计划；这就到了2005年2月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

为何在此时改变对华策略，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1.公众对反恐战争已经开始生厌。美国人认为，布什政府已陷入伊拉克泥潭而无法动弹：驻伊美军频频受袭，伤亡人数直线上升。再加上今年8月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布什政府的支持率骤减。由于担心人们再次患上“越南战争综合症”，转而反对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一些高级军官开始讨论在来年减少驻伊美军数目的计划；不过，布什断然予以否认。

与此同时，得益于多年的经济奇迹，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与时俱进”。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多为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产品，但中国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从俄罗斯购入了不少如战斗机、柴电潜艇、驱逐舰等先进武器。中国的短程弹道导弹库也得到了扩充，台湾和日本已在其射程之内。虽然这些装备与美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华盛顿那些主张加强遏制中国的政客来讲，中俄间的武器交易就是最好的“弹药”。因此，美国很有可能加快同中国的军事竞争。这至少不会造成美国人的流血牺牲；即便有可能，那也是将来的事。

美国民众中的反华情绪，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美国人认为，正是中国不断膨胀的能源需求，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美国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也是拜中国所赐。难怪，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遇到重重政治阻力。

本文作者Michael T Klare是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防务记者及罕布什尔学院（Hampshire College）主讲和平及世界安全研究的教授。其最近着作是《鲜血和石油：美国不断增大的对进口石油依存度的潜在危险及后果》（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Petrol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