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在线斯维撰文／在1月3日，美国的“游说界”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有华府“超级说客”之称的阿巴拉莫夫和美国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转为污点证人，从而揭开了可能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宗游说贪污案的序幕。

这对近年都积极地投资在游说工作上的北京和台北，都不能不说没有启示；在美国式的介乎合法游说与贿赂之间的游说制度下，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美的游说活动要如何拿□中间的界线，委实相当不易。

阿拉巴莫夫阿拉巴莫夫的案件，不在于他参与了甚么明文的非法犯罪活动。事实上，众所周知政治游说在美国是一项完全合法，甚至成为一门专业的半政治公关式活动。通过接近国会政客和官员以及发展关系，专业的说客可以为“客户”影响国会法案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和修改，可谓一条便捷的合法政治影响通道。

除了美国本土的利益集团外，更使外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游说服务也对外国公司甚至政府开放。目前，在美国较着名的外国游说团有以色列/犹太人的专业说客，和欧盟国家的说客等。中国大陆和台湾等，也在华盛顿拥有各自的说客。

和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点相似地，现代美国的“苏秦”和“张仪”们不是要直接取得“皇上”赏识从而求得一官半职，但他们的服务也和传统专业如法律或医生般可以按时收费，而且费用不轻。如阿拉巴莫夫之类的在其“专业界别”中算有一定地位的说客，每小时费用可达750美元或以上。他们更可以随时面见议员以至官员，个别人等更可以通过为政党筹款而取利，可以说是一种待价而沾的职业“传话人”，对乐意付出利益回报的团体和个人可谓无往而不利。

和其他国家一样，作为一个和美国有紧密经贸关系的国家，中国无论在国民党和中共执政时代，都有深深介入美国国会山庄的“游说政治‘中。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有组织地在美国收买游说服务，但蒋介石夫人藉和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近的时机，在罗斯福多项重要决策，尤其在向当时的中国提供军援上，起了可谓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在国际间代表中国至七十年代的国民政府，在华盛顿保持着一枝游说队伍。尽管后来中共成功取得美国承认，但在如军售，及台湾关系法等问题上，“台湾游说团”的影响力一直历久不衰。

另一方面，北京中共政府也在最惠国待遇一缠经年一事上，认识到在华府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近年来，北京当局也利用说客，来中和美国总统布什在外交问题上对中国明显的敌意。尤其在2001年911事件后，北京的说客更是致力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中国的关系紧缠在一起，弥补了泠战时代苏联没有公然在美国找说客以致难以由里面影响华府决策的“缺陷”。

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近年都积极地投资在游说工作上。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去年访美，据说也是公关公司博雅（Burson- Mestellar）的工作；在近期中美纺织品纠纷中，中国也聘请美国的McDermott Will and Emery律师事务所开展公关活动。

最近，说客也活跃在中海油收购美国第九大能源公司优尼科公司一役中。中海油聘请了一枝精英公关队伍，包括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在内的6家公司。他们在短短8天内，约见各类政界人士250人次，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办公室、能源部、商务部和大批国会议员。

不过，和台湾的工作相比，大陆方的游说工作仍只算“入门”级。台湾《联合报》在2005年4月初报道，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邱义仁和华盛顿一家公关公司 Barbour Griffith & Rogers公司（以下简称BGR）签订为期3年的合约，付出总金额达450万美元。相比下，大陆在公关游说方面的投资年付出还未到一百万美元之数。

据说，这是台湾当局首次以官方名义与美公关公司签约，委托进行游说。依合约规定，BGR公司为台北的工作范围包括：提供在华盛顿特区内的沟通、策略谘询顾问，及提供台湾对美国政府和特定州政府的外交政策战术计划。一般认为，这类游说工作对民进党政府来说，尤其重要，因这些投资可以帮助他们在华府取得更响亮的声音。

不过，这种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也有着一个极为模糊的“雷区”:游说的界限在于收受相方不能交收“明显及可见”的利益。不过，何谓“明显及可见”的利益实在人言人殊。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说客很易触及这个“雷区”也不自知，做成不少问题。

由美国前参议院纳德（Ralph Nadar）所赞助成立的民间组织“Public Citizen”在刚过去的2005年就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由1998年开始，超过四成三的前美国议员在离开国会加入私人机构后都有登记为说客。报告严厉批评游说活动，指游说无异于一种“合法化的贿赂”。

对于北京当局来说，游说也很容易成为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当固然可以促进本身外交利益，运用不当则可以成为对手的把柄，尤其在美国这种模模糊糊的游说和利益界定机制下。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中国游说团”在美国的活动就多次成为“中国威胁”论者的做文章点。中国威胁论者指北京说客涉及总统竞选捐款是一种国家安全层次的行为 （奇怪的是，美国国内对大企业通过说客来影响当局采用对已有利政策，甚至使用了国家机器如军队来为本身企业的海外利益护航，却又多视而不见）。不过，对欧盟和日本等同样有使用说客的外国政府，华府的批评力度显然有所不及。这种专门的针对性，和事件性质的模糊不清，使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当局不可以不小心正视。

大陆在90年代时，曾惹上多起“政治献金”风波。据一些报道指出，刘华清小女儿刘超英在1996年在美国华人锺育瀚安排下到了白宫与美国克林顿总统合影，以及拿了一笔钱数额为十万美元的钱，给美国华人锺育瀚，作为克林顿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政治献金”。

另外，也在1996年，在克林顿的华裔友人崔亚琳的引见之下，已故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儿子，现任中国保力集团董事长王军曾访问白宫，并与柯林顿“咖啡叙”。这些或明或暗的“关系”，后来都被美国传媒大力渲染，甚至成为在野党的批评口实。

这些事件，在在说明了美国的游说工作，尽管有可以以白花花的银子买现成影响的便利，却也容易成为有心人的把柄。更甚者，处理不当时北京还是台北都容易身不由已地被卷入美国两党政治的旋涡，无端成为美国朝野两党争斗的筹码。

说回阿拉巴莫夫，他的罪名其实只在做得太露骨，向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区“客户”收取高达八千二百万美元的费用。同时，他反过来也为布什2004年的大选参选筹措大量资金。利益冲突之严重，就是最习惯说客和“主顾”关系的华府政界也终于不能逃避。

只是当金钱成为政制转动的润滑剂下，“民主”的纯度会余下多少，实在是见仁见智。有心利用这个制度的北京当局，也得小心分析当中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