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郝大维和安乐哲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史及其危机、民主的历史文化独特性、自由主义民主与社群主义民主的区别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等视角，探讨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和现代性的兼容性，认为全球民主化既包括西方化，也包括东方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兼容性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要走完全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它可以选择没有被西方社会所重视、但有着西方文化渊源的社群主义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当的亲和性，中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精神里发展出中国式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道路来，“儒家式民主”----社群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和现代化”的范围很广的讨论中，出现了五种对于中国如何顺应“现代性”的方案。他们对这五种方案分别作了说明和评估，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中国如何顺应“现代性”提出了有启发性的建议。

其一，闭关锁国论。认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国家，可以保持孤立，不与西方文化交往。这是保守派所持的极端立场。既极端天真，也不可能实现。

其二，全盘西化论。也强调中国文化是自给自足的，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则出人意料：因此传统中国文化更加糟糕。中国不能通过自我批判来取得新生，他们宣传 “与传统对着干”。谈起儒学文化他们用的字眼是“结构性停滞不前”和“扼杀个人的保守主义”。第二种态度对中国将来的看法与第一种相比天真程度稍轻，但可能性却稍大。其代表人物是一些对于个人崇拜的反抗者。

其三，“创造性综合与综合性创造”。他们提倡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全面彻底的趋同，来使“中国文化得到创造性的改造”。他们拒绝假定中西思维之间存在对立，相反鼓励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确认并吸收所有发达、杰出文化的成果，以此来形成一种新的传统。

其四，“选择性继承”。此一派别反对更为流行的“自我反省式批评”和“彻底的重新构建”，而寻求对传统作积极的评价，以便对过去的文化财富进行确认和选择，并且发扬下去。这些学者致力于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中国的文化。这一学派包括“现代新儒家”与“文化中国”论者。前者如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杜维明等，他们是与西方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现代新儒学以平等的态度对于西方知识界的各种声音。由于跟西方社会的强有力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启动了长期停止不前的试图使中国传统与全球文化走到一起的进程。后者如汤一介、牟钟鉴等，拥护一种融合式的“选择继承”。这种选择继承超出了单纯的儒学范畴，而寻求一种更广、更深的哲学基础，以便实现文化的复兴。这一学派的价值观大大超越了儒学本身的局限，引来了一种折衷的“中国性”。还推出了“文化中国”（culturalChina）之类的概念（与“地缘中国”相对）。在这个文化中国中，其“中华”平民不是由政治忠诚而是以文化意识来确定。

其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代表人物是李泽厚。他对人们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hinesebodyandWesternfunction）的原则进行了一番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提倡“西学为体”（应理解为“现代工业化唯物主义”）和“中学为用”[16]，将其作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模式。这一修正（也许太过天真）认为，源自西方的动力，如实践理性、个人自主和由此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社会、经济和行政制度等等，是应该绝对肯定的。

我们必须认定，第四与第五种方案某种程度的糅合，不仅会为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所赞成，而且也为使得西方国家确信共同适应具有价值提供了最佳的希望。换句话说，这两种适应模式为使中国人的智慧手段与西方两个最突出的活力因素的接触提供了基础。这两个活力因素分别指的是：一、与盎格鲁----欧洲人的经济与政治个人主义相联系的现代化冲动；二、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社群主义的对立话语。我们与杜维明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认为儒学是中国奉献给世界文化的礼物。我们认为中西接触将不仅涉及西方化，也将涉及东方化。

第六，中国需要哪种“现代性”？现代中国除了实行现代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无论可能带来什么风险，情况都可能只是如此。然而，这种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一种认识，就是中国人与盎格鲁----欧洲人都认识到，“现代性”本身的概念已经受到质询。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文化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和技术制度的种种形式似乎有希望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再次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但是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18]从西方文化叙述中派生出来的现代化冲动，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是倾向于支持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加以解释的。这样，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最强大的后果是社群社会的前提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些前提是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受其支撑的。

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将被要求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假定优势，这个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与自由主义民主相联系的个人权利的传统，是一架将使对物质福祉进一步追求更为有效的技术机器。向中国有力地输出一种异族历史、一种外来文化，会带来更严重的结果：中国将被要求伤筋动骨地改变其生活方式得以组成的环境与条件；它将被要求在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接受许多前提，而这些前提在文化上却具有偶然性，而且是西方式的。

一些人对“现代性”的认识是随意的，未曾经过深刻的思索，而只是将其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企业以及理性技术传播相联系。然而，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不断加深，预示着一种远为丰富、远为复杂的“现代条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要超过以往。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国，如果忽视更为广泛的文化装备，那将是愚蠢的。这些文化装备与现代冲动的起作用的成分相联系，而且还在其中占有固定位置。因为这些相互联系的方法面面，有的就含有瓦解的潜能：认为中国虽已染病，但西方开的这副药却更有毒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曾非常忧虑对其文化与社会结构起到腐蚀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与现代化冲动有关，并植根于这种冲动之中。可以不夸张地说，西方启蒙运动继承者所假定的那种现代化本身就带有这类潜在的破坏力，明显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我们不可小看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革命事业之设定基础的原因。他希望避免西方化的腐蚀性的严重结果，因而采用了一种在西方现代性格局中起对立话语作用的思想形态。我们选择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也大体是基于这样的见地，即我们必须在西方发现一种不受重视的对立话语来与西方化活力中最糟糕的东西相对抗。

中国人不必为进入现代时代而抛弃他们以往的一切，因为西方本身也正在向一些新鲜的意识看齐，这其中有些还与古代中国人的视觉有相当的共鸣呢。因此，不必在现代西方的制度与言语中寻找文化适应的方式。中国能够更富有成效地转向其自己的传统过去，并最终转向诸如西方的实用主义这样的知识运动，以帮助自己解决伴随它进入现代世界而来的各种紧张关系、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