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制度尚未建立，医务人员也没有配备齐全，所以王鹤滨到中央军委卫生部傅连日章副部长那里领受任务时，他就交待说：“你不但要负担毛主席的保健工作，还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因此，在王鹤滨最初进入中南海的日子里，等于是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共中央四大书记的保健大夫。在为这几位党的领袖服务的过程中，王鹤滨留下了许多有意思而难忘的记忆。

     朱老总没感到注射的疼痛

　　进中南海不久，王鹤滨就从转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卫生处处长的任玉洪大夫手中，接过了每日给朱德注射胰岛素的工作。朱德患老年性糖尿病，治疗方法就是注射胰岛素。

　　第一次注射，是在朱德办公室。朱德正在批阅文件，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大夫拿着注射器进来，就说：“你是哪个？我不打针！”王鹤滨愣了一下，心想大概是昨天任玉洪给朱德治疗时，没有同朱老总讲他要调离的事情，因此朱老总对来了个陌生大夫毫无思想准备。

　　这时，朱德夫人康克清走进办公室，“老总啊！这是新来的王医生，技术蛮好的，打针不痛！”朱德听了就不再多问，把右臂的衣袖卷了起来，也不说什么，又低头看他的文件了。

　　王鹤滨麻利地为朱德做了注射，但针头已经拔出一阵子了，朱德还没有放下衣袖，眼睛依然盯着案上的文件，嘴里还问道：“打完了吗？”“打完啦。”王鹤滨轻轻回答。

　　“果然不痛！”朱德似对王鹤滨有了好感。一回生二回熟，他渐渐感到朱老总待人的温厚。约一年后，几大书记都配了专职保健大夫，朱德的保健就由翁永庆大夫负责了。

　　在给刘少奇检查时，他始终不敢抬头

　　刘少奇，给王鹤滨的印象是神色和蔼，但很少说话。然而有一事，却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1950年，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调离中南海，去任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的秘书长。中南海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行政处管，因此当伍云甫临走时，行政处副处长罗道让叫上了办公室主任田畴和王鹤滨，一起吃了顿便饭，为伍云甫饯行。

　　席间在座的人都很高兴，本来不会喝酒的王鹤滨，也乘兴喝了一小盅白酒。这时，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突然来了，说刘少奇有些不舒服，请王鹤滨赶快去看一下。

　　王鹤滨急忙跟着石国瑞去了刘少奇办公室。在给刘少奇查身体的过程中，王鹤滨低着头，始终不敢抬一下。他也不敢多说话，怕酒气从口中喷出来，使刘少奇闻到难受。

　　王鹤滨检查了他的心肺，在量过血压后，认为刘少奇感到头晕不适是工作过于劳累引起的。他对刘少奇说：“您是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不用吃药。”

　　“好！”刘少奇低声同意道。王鹤滨退出了刘少奇办公室。虽说刘少奇没有批评他，但从那以后，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再也没喝过一口白酒。

　　周恩来家的那顿饭让他终生难忘

　　王鹤滨第一次为周恩来看病，是刚进中南海不久。那天，傅连日章带金茂岳和王鹤滨，三个人一起给周恩来检查身体。周恩来经常流少量鼻血，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就用盐水棉棒擦洗来减轻这种折磨。

　　经过检查，王鹤滨发现周恩来鼻中膈左侧的黏膜上，有麦粒大小的浅表性溃疡面。王鹤滨向周恩来、傅连日章、金茂岳讲了，周恩来问：“如何治疗呢？”“可以用硝酸银轻轻地腐蚀一下，以促进溃疡面的愈合。”王鹤滨认为处理并不难。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好啊！就试试看吧！”可金茂岳当即表示反对：“不行！不要把鼻中膈腐蚀穿了！”王鹤滨觉得金茂岳是妇科专家，这方面的治疗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是位老大夫，革命的资历也深，王鹤滨觉得不好与他争论。

　　傅连日章没有表态，这等于是把王鹤滨的治疗方法否定了。多年后，王鹤滨说，如果他那时就达到后来具备的业务水平，一剂中药便可以把这点小病治好，就不会提出让两位医学前辈担心的方法了，也可免除周恩来一生受此小病拖累了。

　　除了照顾自己的保健对象外，也要连带照顾保健对象的家人，因此王鹤滨到西花厅同时也照看处在更年期的邓颖超。一次，邓颖超得到了王鹤滨父母来北京看他的消息。当他到西花厅时，邓颖超一见面就说：“鹤滨同志，听说你的父母来北京了，这是50元钱，送给你的父母。也算是我做了点群众工作。”

　　王鹤滨很纳闷，因为自己并未向什么人透露过父母来京的消息啊。邓颖超又说：“收下吧，鹤滨同志，这是国家每个月给我作为人大代表用于做群众工作的费用。这个月的就给你的父母啦，请代我向老人问好！”邓颖超的真挚，使王鹤滨感到很温暖，就接过了钱。

　1950年3月5日，王鹤滨给邓颖超进行治疗后，正欲离开，邓颖超说：“鹤滨同志，今天是恩来同志的生日，就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

　　王鹤滨留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周恩来夫妇一起吃饭。那天，王鹤滨被邓颖超安排在了她自己和周恩来的对面。还有著名演员金山，周恩来的养女、金山妻子孙维世。

　　邓颖超一直忙活到饭菜都齐了，才来到餐桌前。她带头举起酒杯，祝周恩来健康长寿，王鹤滨等也站起来，举杯祝贺周恩来生日。周恩来很高兴，谈笑风生。他说：“1939年，在延安时，因骑马，我跌伤了右臂，去延安中央医院诊治。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也是位X射线技师，他认为是骨折，应该按骨折处理。而另外一名知名的专家，则认为不是骨折，是软组织损伤，按一般方法进行治疗即可。结果，我当时听了专家的意见，遗留下了残疾。”

　　由于错误的治疗，使周恩来深受臂伤痛苦，后来不得不专门赴苏联去诊治。经仔细检查这才发现，不是软组织损伤，而是骨折。后来，王鹤滨又了解到周恩来摔伤手臂的情景。那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去延河对岸的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也骑马同行。江青骑的是贺龙送给毛泽东的马，比周恩来的马高大。过河时，跟在后面的江青突然打了一下马，她的马一跳跃，溅起水花，使周恩来的坐骑受到惊吓，狂奔起来，使他被重重地摔在满是石头的河滩上……但周恩来在讲述自己的臂伤时，并没有提到江青的名字，也没讲摔伤的经过。

　　优雅和善的宋庆龄

　　1949年7月力伯畏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北平同仁医院眼科上班。不久，党组织号召大学生们参军参干。她便和一些进步学生一道主动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卫生部傅连日章副部长办公室，开始了她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她后来成了宋庆龄的专职保健大夫，宋庆龄的端庄优雅、和善仁爱使她终生难忘。

　　宋庆龄送她棉帽和皮包

　　力伯畏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只有一个专职保健对象，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每当宋庆龄离京居沪期间，力伯畏并不随行。宋庆龄在上海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上海华东医院的薛邦祺院长和张惠主任负责。只有当她居住北京的时候，力伯畏才管她的保健医疗事宜。
　　
　　力伯畏对宋庆龄最初的感觉是端庄而气质高雅，处事十分谨慎，因此好像不那么容易接近。最早真正负责宋庆龄保健的，是延安时期就随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的美籍医生马海德。他们去延安，正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宋庆龄对他十分信任。

　　因此，当宋庆龄感觉身体不适时，通常并不找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而是自己先去找马海德。马海德再将有关病情通知傅连日章，傅连日章去宋庆龄那里时，总是带上力伯畏。傅连日章为宋庆龄诊治后认为要用什么药，都和马海德商量。开出了处方后，由力伯畏到保健委员会的小药房去取，打上火漆封好，再由她送到宋庆龄的住所。

　　被安排兼管宋庆龄的医疗保健后，力伯畏去了几次宋庆龄家，却始终没有见过她本人。见得比较多的，倒是当时宋庆龄的大秘书罗叔章大姐。在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后，力伯畏才在宋庆龄家里见到她。那次，她仍是和傅连日章一起去的，两人简单地互致了问候。

　　不久，力伯畏就可以单独到宋庆龄那里去了。她每天早晨8点，准时到达宋庆龄家的治疗室。那年冬天，她到宋庆龄家出诊，宋庆龄的秘书送给了她一顶棉帽子，是那种可以护住耳朵的，还有一双厚厚的手套。秘书对力伯畏说，这是宋庆龄吩咐她买的，因为她在楼上看到医务人员们无遮无拦地在冬季里骑自行车奔波，觉得容易受风寒感冒。

　　力伯畏出诊一直背着一个自己准备的手提包，装医疗器械和药物等。因为每天骑车都挂在车把上，磨损严重。宋庆龄看见了，让保姆钟兴宝悄悄地拿过去，量了量尺寸。当力伯畏下次来到宋庆龄家时，宋庆龄就将一只与力伯畏出诊包大小相仿的蓝色皮包，送给了力伯畏。这只皮包不仅样子美观，里面还有隔层，可以分隔放置药物和医疗器械，很实用。经历了这几件事，使力伯畏对宋庆龄的了解逐渐加深，她感到了宋庆龄的人格魅力。

　　为国母设计按摩椅

　　直到1963年春季，由周恩来亲自选址，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宋庆龄新居竣工，宋庆龄搬入这位于后海北沿的新居后，才不怎么去上海而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从这时起，到因“文化大革命”受冲击而脱离领袖保健岗位，力伯畏几乎每天都是上午先到宋庆龄家去做医疗保健工作，下午才到中央保健局办公室上班，处理机关里的各项事务。

　　在很长的时间里，宋庆龄一直犯有浑身疼痛的症状，力伯畏就天天带着一位护士到她家去，为她做按摩，以缓解疼痛。后来，有人给宋庆龄介绍了一位名叫杨青山的按摩大夫。介绍人是曾担任过邓小平、杨尚昆、江青等人保健大夫的王敏清的父亲。他父亲王世英20世纪50年代任山西省委书记。杨大夫按摩手法独到，医术高超。

　　杨青山是山西人，他做治疗很认真，也不惜力气，通常为患者做完按摩时，他自己已是一身大汗淋漓。因为杨青山是位男大夫，所以给宋庆龄按摩时，总要有位女大夫陪着。

宋庆龄的书房里，有一只模样有些怪的椅子，腿比较短，椅子背却比较高，椅背顶部是个比较宽厚的像靠枕的东西。力伯畏说：“那是我和按摩大夫给宋庆龄设计的按摩椅。”

　　力伯畏接着说：“因为她个子矮，一般的椅子她坐在上面，脚不能平放在地上，但工作和按摩时，脚要平放在地上才坐得舒服。我们为她设计按摩椅时，先量了她的腿长，确定了合适的椅腿高度。在椅背腰部有一点拱起，使她靠着舒服。椅子扶手是活动的，她手做按摩活动的时候支起来，手臂可以搭在上面不吃力。椅子背顶部宽厚，垫了软东西。这个按摩椅，她用着很满意，后来又做了一只放在上海。后来听说她还做了一只，作为她打字时的坐椅。”

　　宋庆龄在京期间，她们见面时，宋庆龄常常会关心地询问力伯畏饮食好不好。有时因为保健治疗和做按摩，拖的时间比较长，宋庆龄就一定要大夫护士们留下吃午饭。

　　在楼下小餐厅吃饭时，宋庆龄总是让力伯畏坐在紧靠着她的左边的那把椅子。

　　吃完饭后，宋庆龄并不马上休息，而是要打一会儿康乐棋。这主要是为了让她增加一点活动。原来宋庆龄的活动是跳舞，后来她的身体不太好，就不跳舞了，活动少就胖了起来。为了让她增加点活动，就选择了打康乐棋。康乐棋站着打，活动又不剧烈，对她比较适合。

　　后悔出访时没搀宋庆龄下飞机

　　1964年初，宋庆龄应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之邀，前往锡兰访问。行前她主动提出要力伯畏和按摩的杨大夫一起陪她出国。

　　按照预先的约定，她们到达昆明后，就在这里等候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待周恩来和陈毅到昆明后，他们又一同前往锡兰首都科伦坡。

　　飞机快要到达科伦坡的时候，周恩来为了安全，要力伯畏在下飞机时去搀着宋庆龄。但力伯畏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我不能搀。”因为一进中央保健委员会时就定下的纪律，所以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公开场合不能挨首长太近，不能被拍上镜头。

　　结果，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后，周恩来自己搀着宋庆龄下了飞机。多年后，力伯畏感叹：“吴旭君担任毛主席的护士长和他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也总搀着毛主席吗？可我那时就想着既然领导这样要求你了，你就要一丝不苟地按照去做，执行起来就显得太死板了。”

　　那次出访回国以后，力伯畏第一次陪宋庆龄去了她在上海的寓所，组织上安排他们为宋庆龄继续做治疗。已是深秋时节，力伯畏分明地感觉天气转冷了下来。一天，力伯畏回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保姆钟兴宝正在她的房间里，悄悄地量她的衣服。

　　不久，钟兴宝就给力伯畏拿来一件毛衣。毛衣是宋庆龄自己的，钟兴宝说：“因为天已经冷了，太太说把这件毛衣送给你。”原来钟兴宝偷偷量尺寸，是宋庆龄要了解自己的毛衣力伯畏穿合身不合身。

　　做宋庆龄的保健大夫许多年，力伯畏对她还有一些零星却比较深的印象。例如宋庆龄初到北京时的寓所，也是一栋小楼，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日，宋庆龄就会在孙中山的像前摆放一个大花篮，并且整天不下楼，以志哀思。

　　还有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宋庆龄喜欢孩子。每逢复活节、圣诞节来临，她总要召集孩子们一起过，她会亲手做彩蛋，做圣诞礼物，给孩子们，并和孩子们做她童年做过的游戏。（来源：新闻午报）

　　 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保健对象处于上升的趋势，除了成立中南海保健科后，管起了中南海内的大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外，不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就全由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

　　 因此，力伯畏曾经管过的保健对象特别杂，有中共中央的领袖，如陈云；有属于民主党派领袖的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张澜；有军队的将帅，例如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甚至还有由中共中央联络部接待照顾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比如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等。

　　 中共中央联络部的保健对象，包括那些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交给了黄鹏运、邹进、崔文年几位男大夫。军队的几位开国元勋，则由后来任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长的张愈，后来成为北京医院副院长的智军、陈曼丽、张聚胜等接了过去。力伯畏除了医疗事务的联系、保健大夫的管理外，主要负责宋庆龄的保健。

　　 1954年陈曼丽来时，接管了东交民巷一个大院里的四个楼，住在这四个楼的都是军队领导。他们是罗荣桓、贺龙、陈毅和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再后来，这几位分别有了专任的保健大夫。

　　 说到住在东交民巷的几位开国元勋，不由得让人想起也是住在这条巷子里的另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头甚健的人物，他就是1953年趾高气扬地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

　　 进京前，高岗身上的头衔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因为东北的工作由他主持，故而常住在沈阳，直到1953年才举家到了这条巷子里的8号院，这院子曾经是法国驻华使馆。与高岗前后脚调入北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所谓“一马”，指的就是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

　     于是，笔者问力伯畏：“当高岗来到北京后，他的医疗保健是不是也由你们负责呢？”力伯畏回答说：“当然归我们管，我就管过，而且他自杀的时候，我是最早得知消息的医生，也是最早到现场的医生。”

　　 “高岗自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用手枪自杀未遂，第二次是吞安眠药。两次您都到现场了吗？”笔者问。

　　 “他第一次用手枪自杀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到现场是他吞食安眠药那次。此前他在党内受到批评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现场看到的情景，感到很意外。”力伯畏说。

　　 高岗在党内受到批评，根源于他个人权力欲望的日趋膨胀，以及由他挑起的党内一系列纷争。随着地位的上升，高岗已经不安于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委员，而急于拱倒刘少奇、周恩来这两位有着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使自己攀升到中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为此，他在中共地方局书记中秘密游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串通新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子文）伐刘（少奇）”。高、饶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他在19 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

　　 1954年2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时希望他们深刻检讨，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但高岗执迷不悟，于2月17日以自杀抗拒党的批判挽救。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奋力阻止，夺下了高岗手中的枪，其自杀未遂。

　　 半年后，高岗再次自杀，此次他服下了偷偷积攒的安眠药，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时，他实际上已经死亡。这一天是8月17日，与他第一次自杀是不同月份的同一天。

　　 力伯畏说8月17日那一天，她正好在中央保健局的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前后，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她并不知道打电话的人究竟是哪一位，急着要找傅连暲。但当时傅连暲外出了，不在中央保健局，就由力伯畏接听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当时并没有详细讲清楚高岗的情况，只是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可究竟怎么引起的，他们说不清楚，而且他们也确实说不清楚。所以他们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在翻转高岗的尸体时，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

　　 力伯畏从电话中感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但她根本无法预料她们曾经的保健对象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从高岗受到党内批评，到第一次自杀未遂，到这次来电话，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但对高、饶的揭发批判，始终是在党内高层进行的，一点也未向广大中共普通党员及中、基层干部们透露。

　　 然而，毕竟是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服务，力伯畏她们还是能先于一般干部和党员，耳闻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高、饶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但不该问的不问，一直是她们恪守的规范，所以她们对高岗到底为什么受到批评，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具体情节，从未深问，也不清楚。而且只要她们没有接到关于把某某人从中央保健局保健对象名单上划掉的通知，就依然要像以往一样，对之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高、饶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还一直是中央保健局负责。力伯畏至今还记得饶漱石的身体好像一直不太好，他到北京以后，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医治，力伯畏还参加过对他的会诊，他还一度住在颐和园内疗养。

　　 正是基于得悉点滴风闻、又不全然清晰的状态，力伯畏听到来自高岗身边工作人员那里的告急电话，第一反应是不能自己单独前往，而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同赴现场。

　　 她随即拨通了当时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对他说：“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您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苏华也听说了有关的情况，因此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

　　 给计苏华打完电话，力伯畏又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及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后，力伯畏要了一辆车，从弓弦胡同出发。他们先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并把洗胃设备搬到车上。随后，就朝东交民巷8号院疾驶而去。北京医院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很快就到了。力伯畏和计苏华下车就直奔高岗的卧室。到现场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所以尽管力伯畏他们带来了洗胃设备，却没有派上用场。

　　 顷刻间，苏联专家也赶到了，力伯畏说她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按以往的规定，高岗的秘书随即通过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中央保健委员会的负责人作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在力伯畏印象中，后来好像当时公安部保卫方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现场。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11点钟左右来到高岗家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有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此时，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已经没什么事好做了，便收拾好带来的东西，离开了高岗的家。

　　 一见面林彪就问：“什么食物是酸性的，什么食物是碱性的？”

　　 在力伯畏服务过的保健对象中，军队的将帅也不算少，只是管的时间不太长，就移交给了其他的大夫。例如中国的十位元帅，除了朱德，她都负责过。

　　 笔者曾听中共中央进北平后担任毛泽东保健大夫的王鹤滨说，他有一次受毛泽东委派，去毛家湾看过林彪。他进到林彪的卧室里，发现挂了好多白纸条。后来才得知是因为林彪怕风，挂白纸条是通过看纸条动不动，辨别有风没风及风向的。笔者讲述了这个情况，并问力伯畏去林彪那里时，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情景。

　　 “对，他的床就在卧室的中间，周围吊着纸条。给他看病时，他全身都盖着，只把手伸在外面，让医生把脉。这是因为他怕风怕光。”力伯畏还告诉笔者，医生为林彪诊断时，往往和他说不上一句两句话，要更详细地了解林彪的身体情况或病情，都是到叶群的房间，向叶群询问。

　　 当年为林彪做过诊断和治疗的医务人员，都知道一些发生在林彪家中而不为外间了解的古怪现象，诸如林彪和叶群各住自己的房间，有什么事情不怎么当面交流，而是互相递纸条……

　　 力伯畏最初几次去林彪家，都是和专家一起去的，后来才单独去。去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对林彪有了一些感性认识，甚至还从林彪那里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林彪喜欢读书，而且注重从书本上汲取知识。特别是当他从书中发现一些与他的认识相一致的观点时，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笃信和恪守。他不知是受什么启示，也不知是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他的体质只适合吃酸性的食物，而不适合吃碱性的食物，所以他提出自己以后只能吃酸性的食物。

　　 当力伯畏听说这一情况，感到很新奇。心说我学医出身，只知道中医里对食物有热、寒之分，还从没听说有酸、碱之分。因为在自己过去看过的相关书本里没有这方面的阐述，她还真不知道怎么分别酸、碱食物。

　　 有一天，林彪打电话到中央保健委员会，说要力大夫到他家去。因为他点了名，过去总陪力伯畏去林彪家的傅连暲就没有一起去。力伯畏到了毛家湾，林彪一见面就问力伯畏：“什么食物是酸性的，什么食物是碱性的？”力伯畏真不知道，就如实相告。

　　 林彪听后，很平和地对力伯畏说：“槟子是酸性的，沙果是碱性的。所以我可以吃槟子，不能吃沙果。”他一边说着，还把一本书找出来，翻给力伯畏看。力伯畏说，她看了林彪的这本书后，觉得对保健工作有用，很想自己也买一本。她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几次到书店寻找相关的书籍，可寻觅了许久，也没能买到。

　　 在回忆此事时力伯畏说，要不是林彪，她这辈子也许真长不了这个见识。这两种水果吃起来都有点酸，长相又非常相近，可居然一种是酸性的，一种是碱性的。

　　 林彪读的书不算少，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部下的一个连队，因为缺乏中医知识，闹了个喝人参汤流鼻血的大笑话，勾起了他对中医的浓厚兴趣，陆续收集了不少中医中药方面的书籍，在作战间隙阅读，具备了相当高的中医中药水平。据说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林彪曾开中药方治好过自己部队战士中出现的小毛小病，还曾给自己开方医病。

　　 但是，林彪读书也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倾向，当他脑子里先有了一些意念和想法时，就到书本中去找根据和相关的论述。例如认为自己适于吃酸性食物，不适于碱性食物的意念；例如他认为自己不能吃蔬菜的意念等，而且他一旦形成了某种意念，还特别的固执。对此，力伯畏也是深有体会。

　　 自从林彪坚信他不宜吃蔬菜后，就坚拒吃蔬菜。当国内的和苏联的医学专家了解这一情况后，都认为这种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长此以往会影响他的健康，因为无法摄取人体必需的营养，所以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让林彪吃蔬菜。

　　 当劝说无效后，专家们就让力伯畏向林彪家的大师傅作交待，每天给林彪熬菜汤喝，但并不告诉林彪喝的是菜汤，力伯畏还记得提出这一建议的专家之一是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大夫。

　　 在这样做了一段后的一天，力伯畏又去林彪家，当她到厨房了解有关情况时，正赶上大师傅在给林彪熬菜汤。力伯畏看大师傅是把整个菜叶子放在锅里煮，就告诉他说这样煮效果不好，营养不容易煮出来，建议大师傅把菜切一切再煮，大师傅二话没说就照她说的做了。

　　 谁知过了几天，力伯畏突然听说叶群给傅连暲打了电话，告知说首长说了，以后不要让力大夫到毛家湾来了。力伯畏闻此一时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怎么了？

　　 傅连暲最初也不清楚林家为何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后来他在不经意中向叶群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叶群才把来龙去脉说了出来：原来是有一天大师傅给林彪熬汤，切碎的菜叶子没捞干净，林彪喝汤时看见了碎菜叶子。这下露馅儿了，林彪穷追不舍诘问是怎么回事，家里隐瞒不过去了，只好说是力大夫吩咐让熬菜汤给他喝。

      进了菊香书屋北面的房屋，才知道拍片对象是毛主席

　　 从1958年到1961年，力伯畏在中南海里工作生活了三年，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力伯畏说几乎没怎么见着毛泽东。

　　 笔者因此只好问她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景。力伯畏说她还记得，但那时她还没有进中南海，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给毛泽东拍X光照片。那次不像给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或检查身体那样，带他们到外面的医院去进行，而是把X光机拉到了中南海里。

　　 去之前，傅连暲跟力伯畏说要带她一起到中南海里给中央首长检查身体，也没说是给谁，由于中南海她此前没去过，当然想进去看看。因为那是初次进中南海，所以进去后他们究竟到的是哪个部位，怎么走的，力伯畏至今也说不清楚。

　　 “车停下来，看了大门上的牌匾，才知道进了丰泽园。车上的人把机器抬进了院子，傅连暲跟我说：‘走，咱们也进去吧。’我跟着他过了两道门，进了菊香书屋北面的房屋，一看，毛主席在里面哪，才知道拍片的对象是毛主席。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毛主席。”力伯畏说道。

　　 中南海里常有些跳舞、看电影、看戏剧的活动，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参加这些活动，一般都是护士们跟着去，大夫们去的少一些。到了星期六，护士们下班不回家，在办公室等着去中南海跳舞的通知，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走，不叫就等着。力伯畏当时已经是干部了，有的时候还得负责组织人去跳舞，可她自己却不跳。如果通知去，就有辆大车来拉；但也有最后没来叫的情况。

　　 开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也老组织在老北京饭店跳舞，舞场设在六层，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跳。中央保健委员会的护士们都陪着跳，也是保健大夫去跳的少。所以人们都说大夫不开窍，保守。也由于此，多数保健大夫到现在也不怎么会跳舞。

　　 力伯畏还记得，邓小平因为打台球把腿摔骨折了，因而没能上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件事正好也发生在她在中南海的那段时间里。那天听到邓小平摔着的消息后，保健大夫带了一副钢夹板去看他，如果骨头断了，钢夹板就可以马上固定腿，结果也没有用上。邓小平随即被送去了北京医院，住进了三楼的331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