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王健民／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因刊出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一度被封，主编及副主编被调职。事件引爆历史教科书的冰风暴。袁伟时文章对教科书论述及中共史观的批评，被当局大加挞伐，指「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讽刺的是，中国近年的教科书已逐渐改革，对太平天国及义和团的论述已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超越僵化的教条。宣传官员未能与时并进，违反胡温体制「和谐社会」的诉求。

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事件在海内外激汤起一个强烈的政治气旋，然而谁也没料到，在环流的中心却正萌生一场凛冽的历史教科书「冰风暴」，政治的透骨寒霜向中国学界、新闻界袭来。事缘「冰点」周刊月前登载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本来是学术讨论问题，却被中宣部及外交部严厉批判，「冰点」周刊遭关闭，稍后虽获准复刊，但主编与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被调离。

这场「冰风暴」的核心正是教科书。学者袁伟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义和团」的论述和中共钦定「革命史观」的批评，其实早已是教育界与知识界的主流共识。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要摆脱这些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恰恰是这种实事求是、回应时代诉求的历史观点，却被思想僵化的意识形态官员以惯性的权力逻辑，对学术探讨无限上纲，把学界拖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冰点」事件更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破除左倾僵化教条、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颠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下一代用怎样的史观去认识历史，从历史学习中建立怎样的社会观和价值观，这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前途。「冰风暴」爆发，正是中国知识界、新闻界及家长们正视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

袁伟时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历史教科书「要讲真话」的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如何「以史为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打破前中共理论权威胡绳设定的「以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框架、以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少年，避免让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而误入歧途。

但发表该文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团中央指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该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袁伟时的文章被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批评为「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该文「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新版教科书已在改革

但袁伟时提出的有关对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的重新定义，以及还原历史真相问题，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在神州大地悄悄地推展，中学历史教育事实上已经进行改革。目前在广东省等多个省份不少中学使用的、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二零零二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下册的《历史与社会》教科书，就与旧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有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章节上，不但在内容上作了大量的删减，原来歌功颂德的描述大量删减，只留下一些基本事实部分，比如在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就放在第三课「旧体制与新探索」上，全部的介绍大约五百字左右。并在文中的「读与思」部分，把太平天国提出的所谓平等的口号，与实际施行的「分贵贱」、「判尊卑」礼制进行了比较，指出洪秀全出行由六十四人抬轿的事实，让同学进行对比。

而在有关义和团的介绍里，却仍然没有离开「三大革命为纲」的框框，仍然较正面地评价义和团的一些所作所为，给人一种义和团是反压迫、反特权、只杀「作恶多端」洋鬼子的印象，仅仅在「读与思」的栏目中，提出了「应该如何全面地评价义和团」的问题。

这些年，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史学领域，事实上已经重新认知有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事实。这些研究，也已经在中国大陆这些年制作的一些有关电视剧中呈现出来，比如有关太平天国的电视剧，就揭露了不少太平天国非常腐朽的史实，早就颠覆了之前被捧为绝对正确的历史；而着名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则揭发了义和团不少违反普世价值、滥杀无辜的恶行，使不少中国人发现，这些被官方教科书视为英雄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历史。

官员意识形态仍僵化

显然，对比中国学术界和民间的认知，对比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学校园里目前正发生的积极变化，北京中宣部和外交部显得相当的滞后，但他们至今还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继续挥舞政治大棒，阻碍中国的前进。

据亚洲周刊获悉，北京中宣部在整肃「冰点」的主编和副主编之后，不少「冰点」的编辑记者都要求离开，但当局威胁他们「要离开『冰点』，就必须离开《中国青年报》」，变相地强迫他们留下，而让「冰点」在三月一日复刊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登载批驳袁伟时的文章，要「肃清余毒」。据消息人士表示，这篇批判文章实际上是中宣部直接交给团中央，等于是「中宣部直接派过来的」。

袁伟时认为，当然「可以写文章来讨论批评，但我也可以反批评，透过讨论，让读者看到什么是对的」。他说：「我的文章可能有错，但为什么现在还在用政治的大棒打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封人家的报刊，这种做法事实上与胡温提出的法治社会相违背，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表示，要捍卫中国公民的尊严和权利，捍卫学术自由，捍卫他毕生追求的自由、民主和现代化。

动辄打棍子不合宪法

袁伟时认为中宣部的激烈反应并非偶然，而是「两种历史观的冲撞，两种思想文化制度的冲撞」，一种是宪法肯定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一种是「原来的旧的管制方式」。而前一种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制度，并没有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学术争论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用打棍子和扣帽子的方式，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用强制的方法解决，用强制的方法，不但无效，而且有害」。

袁认为，胡锦涛表示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加强民主法制的建设，否则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发展不起来，「中国的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从小就战战兢兢，没有敢说、敢做、敢笑的精神」。「我们老是说要培养诺贝尔奖得主，要培养出比尔．盖茨，而如果总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永远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袁伟时说，被中宣部「打棍子」的那篇文章并不是新作，是他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就已经写好的，他发现「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提出了「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提出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问题；提出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的根源之一，其实与历史教科书让一代一代中国人「吃狼奶长大」有关。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而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袁伟时表示，他的这篇文章零二年十二月发表在广东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双月刊《东方文化》上，当时的「反应很强烈」，但由于该刊发行量只有三千册，不被留意。而这次经《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重新发表之后，「中宣部如此大动干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发表该文被撤职的「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则告诉亚洲周刊，他是透过一本杂志发现袁伟时教授这篇文章的，「我认为写得很好，决定再次发表」，就与袁伟时联系。李大同说，这篇文章当时看到的人不多，他认为该文「对国际关系有理性的思索，不是像某些人那种盲目的民族主义」，而中国近代史很复杂，「我们的历史都讲是西方对中国如何不公平，但情况恰恰相反，是我们对西方人先不公平，比如将西方人称作蛮夷、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要求他们要对中国的皇帝下跪。如果历史继续歪曲，将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鼠目寸光的『愤青』和新的义和团」。

袁伟时表示，他是在九十年代之后就发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问题，有很多观点要清理」。而他提出的这些有问题的历史公案，其史观是建立在当时中共的理论权威胡绳最早设定的「以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基础之上。

袁伟时研究晚清历史之后，发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并不是像这位中共主流的理论权威说的是「三大革命」在推动，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当时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九世纪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发展得很快，是什么原因？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坎坷？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

原籍广东兴宁的袁伟时出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当时恰逢「九一八事变」，他说「懂事时就是抗日战争时代，就知道中国是受欺负的。二战结束之后，很希望多灾多难的中国能够从此富强，后来内战爆发，正处在初中阶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一九四七年，从老家到广州念高中，才知道了一些道理」。当时，有两份杂志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对我一生道路的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份杂志，一份是由储安平办的《观察》，「这份刊物以中立和自由民主的立场观察中国的问题」；另一份是由钦本立等人办的《世界知识》，「这是一份有中共背景的刊物」。

袁伟时说，他与不少当时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立场，反对美帝，支持苏联，也看了很多小说和历史书，但影响最大的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透过这些书，了解到中国不能富强的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才能让中国富强。

袁伟时在高中时代很相信这样的说法，因此他在十八岁时，就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广州爱国民主协会」。该组织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通称「广州地下学联」。袁说，他当时很想参加共产党，但当时的环境不发展党员。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后，就马上转为青年团员，不久组织又马上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一九五零年，袁伟时成了中共入城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他说，「当时相信和支持共产党的口号，很希望国家民主富强。而支撑这个理想的，就是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当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相信马克思主义」。

在这样的理想下，袁伟时决心研读经济，考入了中山大学经济系，后来到复旦大学，也是念经济。但后来的国家经济政策都是一元化，不让有独立见解，让他「很反感，很失望」，在无奈之下，他在七十年代转去念哲学，之后就在哲学系教近代中国哲学。

但哲学也要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要与历史文化联系到一起，因此，袁逐渐进入了晚清历史的研究，并从研究中发现了「三大革命为纲」的理论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发现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那一套很反动，生活极端腐朽」。

中国选择的路径错了

袁说，近代以来，有很多西方先进的思想传到中国来，但却无法在中国生根，走了很多的弯路，「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很多，外国侵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比如前期以英国的侵略为主，后期则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入侵？为什么无法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也要从内部因素上反思，而这方面，主要是我们的路径选择错了」。

他认为，路径选择错误不仅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且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有关系，「中国没有城邦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也没有大学独立的传统，更没有法治的传统，比如英国一二一五年就有大宪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缺陷不能忽视，这是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写历史教科书时，就不能如此肤浅地去看」。

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半个世纪以来都是一样的说法，根本不从制度方面去探讨，而如果不从制度的改造开始，中国就无法完成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袁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一九九二年出了一本书《晚清大变局》，二零零三年新版加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个问题」。

袁伟时说，他的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一贯的，「从历史的环境、历史事件、观点和历史人物」，形成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整套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在一九九八年在广东的媒体发表了另一篇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文章《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提出了历史领域的研究也应该解放思想，质疑原有的历史结论。一大批原来被迫或自愿认同三大革命为纲的史家，纷纷冲破思想牢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他批评「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为历史上的所谓革命辩护就是为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建立的现政权的合法性辩护，而否定三大革命也就是否定了现政权的合法性。袁伟时认为「这是个荒唐和令人发噱的逻辑」，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只要所谓「三大革命」之中的一个逃脱了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随之失去存在的根据，何来「合法性」？

中共不应自比义和团

袁伟时说，任何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都只能在自身的作为中去寻找。其中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建立民主制度，让公民通过定期的选举表达对现政权的态度。二是通过自身的作为去赢得公民对现政权的支持，而「把中共与义和团等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放火之徒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

在这篇文章中，袁伟时提出了史学要不要说真话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不敢正视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情况，理智就不可能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成为民族魂不可缺少的部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从不害怕民族自省，因为这是推动自身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靠虚假构筑起来的盲目自大虽可满足一时的民族虚荣，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被狂妄愚昧的权奸利用，把整个国家推向危险的深渊，义和团就是活生生的典型。

袁伟时还提出了「历史文本是独立的学术还是权势者宣传工具」的问题，认为在现代社会，学者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管理阶层和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管理群体鼎足而三，在互动中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应是思想和知识的中心，向后者提供教益，而不应倒过来成为后者的驯服工具。如果他们自愿或被迫缺位、错位，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记忆犹新的图景。

而中国目前有关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表明，「近代中国研究中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袁伟时认为，「这不是某些史家一时的糊涂和失误，而是当局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失误」。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知识上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准，更可怕的「是他们缺少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牢固信念，根本不知道这是国家创新能力和民族文化更新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袁伟时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31年生于广东兴宁，1947年在广州上高中时喜读《观察》、《世界知识》杂志，1950年考入中山大学主修经济，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课程，1957年返回中山大学任教，后来觉得在思想一元化之下经济理论无从发挥，转而研究哲学史、近代史、思想史。主要着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思想散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