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最近伊朗和美国、欧盟、以色列关系紧张，伊朗新任总统扬言要「由地图上抹除以色列」，又宣称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子乌虚有，并且不愿在发展核武与否这问题上受国际监管，这使人联想起几年前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所说:只需一枚核子弹就可以毁灭以色列。

过去几年，传媒对伊朗发展核武问题已有许多大篇幅的报导，笔者不打算重复这些资料，本文将集中于讨论过去一个世纪美国、英国与伊朗的恩怨情仇，古语有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剖析历史脉络，并不是要合理化任何一方的行为，笔者想要指出:许多国家民族、宗教领袖、政坛人物令人费解的言行，都要放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解读，无论背后的原因是否合理，深刻理解是有助于解决问题。

欧洲报纸刊登穆罕默德漫画事件，让全球瞩目。图为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2月中旬被汽油炸弹攻击，伊朗警方人员正在现场处理

美国海军巡洋舰Vincennes号，在1988年误击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造成惨祸，使伊朗仇美问题更加严重

罗斯福、杜鲁门

被视为伊朗保护者

一九三○、四○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伊朗公开表示支持希特勒。以现代人眼光来看，伊朗当时的亲法西斯态度好象是匪夷所思，不过，值得留意的是，由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英国帝国主义在全球拓展殖民地，1907年，英国和俄罗斯甚至要瓜分伊朗；而20世纪初期，苏联国际共产运动亦如火如荼，英、苏都对伊朗构成极大威胁，如是者，同时对英国和苏联开战的纳粹德国，彷佛是伊朗的最佳盟友，纳粹主义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希特勒认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是「亚里安人」（Aryan），为了争取这中东盟友，希特勒说伊朗的波斯人种也属于亚里安。

英国与苏联害怕伊朗的石油会落在德国手上，于是先发制人，共同出兵占领伊朗，伊朗国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救，罗斯福并没有因为伊朗倾向纳粹德国而将它妖魔化，罗斯福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则，他回答伊朗国王，指出英国和苏联的行动是错误的，可是当务之急是对付轴心国，美国仍然需要英国和苏联这两位盟友，所以暂时不能帮忙。1946年1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会议，商讨战后的世界格局，罗斯福坚持大战结束之后，英苏军队应该在六个月之内撤出伊朗，并且要保存伊朗领土完整、尊重伊朗独立主权。

1945年大战结束之后，英国遵守退兵承诺，但苏联军队仍然留在伊朗，企图将势力伸展至中东，当时罗斯福已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向苏联施加压力，苏联不敢得罪全球唯一拥有原子武器的美国，最后苏军完全撤出伊朗。为此之故，伊朗人对美国产生好感。

英美策动政变

结束与伊朗蜜月期

但这蜜月期只维持了十年，1953年英美在伊朗策动政变，从此展开了伊朗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仇恨和不信任。当时英国公司控制了伊朗的石油资源，1951年，伊朗首相莫萨德克（Mossadegh）尝试跟英国公司谈判，争取伊朗人的合理权益，但英国公司拒绝让伊朗在石油生产量、什么时候产油、石油卖给什么国家这些事上有决策权，莫萨德克眼见谈判破裂，于是决心将伊朗石油资源国有化。英国商人要求英国政府干预，二次大战后英国之国力已大不如前，遂要求美国政府介入，但杜鲁门秉承罗斯福政策，不愿意侵犯伊朗主权。当时英国波斯专家林顿（Ann Lambton）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她说美国人没有经验和「心理深度」（psychological insight）理解伊朗人，她主张英国应该说服美国，放弃谈判会解决问题的幻想。

英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发放2500万美元贷款，并且在美国报章刊登反莫萨德克的文章，例如说莫萨德克是一个「悲剧性的科学怪人」（Tragic Frankenstein），英国又指责莫萨德克倾向苏联，这一著终于剌激了美国的神经。

1952年艾森豪继任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场打大规模会战，他又拒绝以阴谋推翻他国政府，但艾森豪不赞成这两种政策，他认为传统的常规战争过于消耗人力物力，派遣中央情报局（CIA）在海外进行颠覆活动，是比较省力的战略，艾森豪相信莫萨德克会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

于是，1953年英国军情六处（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携手合作，借助伊朗反对势力推翻莫萨德克，将统治权力移交予亲西方的国王巴勒维（Pahlavi），巴勒维得势之后，对伊朗进行极权统治26年。

当时冷战刚开始，艾森豪政府和美国人民对苏联存著恐惧，在对抗国际共产运动的大前提下，艾森豪改变了自威尔逊至杜鲁门半个世纪以来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虽然莫萨德克亲苏，但没有迹象显示伊朗会全面倒向苏联，艾森豪这一著不但没有影响冷战的大局，而且把罗斯福、杜鲁门所塑造出的正面美国形象完全摧毁。1953年的政治颠覆，令伊朗人觉得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无非是一鼻孔出气。

巴勒维极权统治

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

巴勒维统治伊朗，美国在中东地区得到一个坚定的盟友，但美国其实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巴勒维镇压异见分子，是招致伊朗人反感的原因之一，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巴勒维开放伊朗给西方世界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容许赌博、喝酒、暴露衣著等，这些被伊斯兰视为眼中钉的腐败东西渗透頨秦z伊朗社会，巴勒维认为某些伊斯兰中古时期的习俗是现代化绊脚石，因此他下令警察阻止妇女戴上面纱，这做法令穆斯林深恶痛绝，伊朗人将这一切都算在美国头上，认为美国要故意消灭穆斯林的传统文化。

伊朗人这种仇外意识其来有自，在历史上，希腊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英国、苏联都先后入侵过伊朗。不过，跟许多其它民族一般，伊朗人没有留心波斯帝国侵略邻邦的历史。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伊朗的伊斯兰文化却并不采取这种进路，伊朗文化的反省程序并不是由个人开始，伊朗人认为社会的腐败根源，是源自个人以外的世界因素。

流亡海外的伊朗宗教领袖何梅尼不断号召人民起来除掉巴勒维这「外来」的恶魔，1978至79年伊朗终于爆发了革命，巴勒维仓皇出国，伊朗由王室统治转向了何梅尼的神权统治，并且宣称美国是「大撒旦」（大魔鬼）。

很多美国学者都同意巴勒维是独裁者，但并不同意美国要对巴勒维极权统治负大部分责任，跟许多极权国家一样，巴勒维政府不单封锁海外消息流向国内，而且提供虚假消息予美国，更加阻止美国人了解伊朗社会民情，例如在巴勒维统治期间，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说自己曾经在市场接触伊朗的平民百姓，但都受到警察制止，每一次他尝试以不同渠道探察民情，结果都酿成「灾难」。

矛盾的是，何梅尼指责美国是「大撒旦」，但是在1990年期间，却有约十万伊朗人移民到美国。现居美国的伊朗文学家娜法丝（Azar Nasifi）就是其中之一者，她指出，1979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国会中有不少女性议员，有两位部长是女性，其中一位是娜法丝从前的中学校长。革命之后，她的前校长被处决；200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人权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个女法官，1979年她被迫辞职。

娜法丝又指出，革命后，古时的Sharia法律重新被搬出来，所谓Sharia法，就是用石头扔死犯了「奸淫」罪的人。那些「道德巡逻队」（moral patrols）侦骑四出，女性若涂口红，没有披上头纱，男女若手牵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娜法丝的西式装扮就是罪证，她被当成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女性失去了几乎所有权利，在巴士上，男女乘客需要分开坐，女人不但要披上头纱，还要用厚身或者宽松的衣服遮盖曲线，所有一切具有诱惑性、挑逗性的外观和动作都不容许。

新政府成立后，女性法定的适婚年龄由19岁降至九岁，男人可以有四个太太，如果四个不够，他还可以娶「临时老婆」，所谓「临时老婆」，是签约之后女性为男人提供性服务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可以由几秒钟至几十年，娜法丝不客气地指斥这无非是「合法娼妓」。

卡特拯救行动失败

众所周知，1979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朗美国领使馆人质事件，美国卡特政府容许流亡的巴勒维进入美国境内就医，当时巴勒维的确已经病入膏肓（一年后他在埃及病逝），但伊朗新政府怀疑巴勒维以就医作为掩饰，准备与美国政府商讨怎样重演1953年的颠覆活动，伊朗政府要求派医师到美国为巴勒维检验病情，但美国政府拒绝。愤怒的伊朗人在政府默许之下冲进美国领使馆，挟持了52名领使馆工作人员444天。

卡特总统在危机开始之际，并没有马上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实施经济制裁，更不赞成采取军事行动，他希望通过谈判将纷争解决，可是拖了半年，人质仍无归期，最后卡特批准军事行动，可惜出发期间发生直升机意外，八名美军出师未捷身先死，拯救人质行动亦告吹了。1981年雷根总统刚刚上任，伊朗才释放所有人质。这事件深远地影响了美国人民对穆斯林的观感，甚至可以说令美国对外政策改变了方向。一名被释放的人质曾说:挟持者经常对他进行精神虐待，他们强迫自己承认是美国间谍，否则要对他残障的儿子不利。

无论如何，「两国交锋，不斩来使」是文明国家的国际惯例，伊朗此举令美国怀疑能否以纯理性方法对付不讲道理的人。而且，卡特无法迅速地解决人质事件，令美国蒙受羞辱，促使了美国走向鹰派路线。七○年代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的「有限时代」（Age of limits），期间美国经历了水门事件、石油危机、传媒揭露出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卑鄙手段、福特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和高企的失业率、北越攻下西贡、波布推翻亲美的高棉龙诺政权、日本新兴经济实力挑战美国，三大汽车厂之一的克莱斯勒（Chrysler）面临倒闭…，美国人民逐渐对自己政府、甚至整个制度失去信心，卡特以「冷门」在大选中获胜，正是由于美国人期待改革，卡特对人民承诺:「我永不会对你们说谎。」在对外政策方面，卡特禁止中央情报局在海外滥用权力，推行「人权外交」。

天普大学（Tempe University）教授费伯（David Farber）说:卡特真诚地信仰基督教，如果智能与道德是领袖的充分条件，那么卡特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说:领事馆人质危机并不是始于1979年，而是1976年卡特上任之时，他暗示卡特的软弱纵容到伊朗激进派肆无忌惮。伊朗美国领使馆人质事件，和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令美国人民对软弱的卡特极为失望；1981年5月「纽约时报」曾报导:人质事件令美国好像「一个小丑」。卡特的鸽派路线只是昙花一现，代之而起的是雷根的铁腕政策。

雷根企图拉拢

竟然军售伊朗

雷根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对伊朗的行动并没如口头上那么强硬，在八○年代黎巴嫩陷入内战，而以色列和叙利亚亦先后介入，信仰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Hezbullah）和伊朗关系密切，那时期许多旅居黎巴嫩的美国人遭受真主党绑架，雷根坚决表示不会跟恐怖分子谈判。但实际上，八○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通过以色列和伊朗磋商，美国希望伊朗运用她对真主党的影响力，令真主党释放人质，美国回报伊朗的方法是售卖武器给伊朗，起初这政策似乎收效，1985至86年两名美国人质先后获释，可是又有美国人被绑架，美国政府感到这政策好象是鼓励恐怖主义。

美国对伊朗的秘密军售后来引发轩然大波，雷根极想铲除苏联和古巴所扶植的尼瓜拉瓜左派政府，1983、84年国会却通过立法，禁止雷根政府向尼瓜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然而，中央情报局却将售卖武器给伊朗赚取的金钱，秘密地转移给尼瓜拉瓜反政府游击队。事件曝光后，雷根起初否认知道这项计画，后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亲自批准计画，雷根只有向公众承认错误。

和许多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一般，伊朗革命成功之后，何梅尼向中东地区输出什叶派革命，在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吉特…进行颠覆活动。伊拉克人口里面有60%以上是什叶派信徒，但执政党是桑尼派，伊拉克总统胡森惧怕什叶派革命会一触即发，加上他有野心，1980年伊拉克便攻击伊朗，展开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

波湾误击事件

强化伊朗仇美

当时大部分波斯湾国家都支持伊拉克，包括后来被胡森侵略的科威特，一来伊朗人是波斯人，阿拉伯人自然联成一气，二来什叶派革命危害到以桑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家。雷根政府不但没有与伊朗改善关系，而且在两伊战争期间更触怒伊朗。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列根政府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和少量援助，在战争期间胡森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军队，美国却不置一词。

伊朗仇美意识在1988年达至沸点，在两伊战争期间，雷根政府为了保持石油运输畅通无阻，所以派遣战舰到波斯湾巡逻。1987年一艘巡弋于波斯湾的美国战舰被伊拉克战斗机误炸，36名美军丧生；1988年7月美国战舰永胜号（Vincennes）的官兵以为一艘伊朗民航机是来意不善的战斗机，为了避免重蹈一年前之覆辙，结果开火将它击落。伊朗谴责美国举动野蛮，美国向伊朗死难者家属赔偿了六千万元，但并没有道歉或者承认错误。事件发生三年之后，美国海军承认当时永胜号侵入了伊朗水域，2003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在此事件中美国海军违反国际法。

结 语

最近伊朗的言行似乎非理性和激进，但骨子里可能十分务实。九一一事件之后，伊朗曾经协助布什政府打击阿富汗神学士政权，可是，2002年布什却指摘伊朗是「邪恶轴心」之一，不消说，伊朗对美国的敌意愈来愈深。但监于强弱悬殊，伊朗必须要有一套战略。伊朗明知道布什政府在中东推动「政权转变」，所以与其坐以待毙，不若也摆出强硬姿态。

在博弈理论（game theory）里，有一个游戏名为「懦夫和英雄」（chicken and hero）:两个司机驾驶两部汽车迎头相撞，如果甲司机表现「疯狂」，乙司机猜测对方可能会不怕死而继续冲刺，如是者，乙司机会退避而成为「懦夫」，甲司机则勇往直前而成为「英雄」。换言之，在某些斗争里，看似最非理性的举动，其实是最理性计算的选择。玩这个游戏的窍门，就是要准确地知道对方想什么，知道对方的底牌底线。

以博弈理论来看1979年人质事件，伊朗成功之处就是她摸到了卡特的底牌，如果美国也疯狂地绑架几十名伊朗人来交换人质，伊朗根本不敢玩这个游戏，伊朗不单明白卡特会顾及大国体面，而且亦不会采取断然行动。

但另方面，卡特完全不知道伊朗的底牌是甚么。俄罗斯国防部长爱云洛夫曾表示，伊朗的反应「难以预测」，这种莫测高深，或许正是伊朗面对强国压力下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