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里，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在此人事变动之中，一些新的气象渐渐显现： 1940年前后出生的一批副部级以上的高官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而更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年轻官员们开始执掌地方政权，新旧交替有序进行并且逐渐透明化。
 

　　个性化执政的高官们不再是独自发声，而几乎是形成了一个群体。

　　从一些细微的事情开始，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管理者逐渐向服务者过渡，政府开始回归本色。官衔的变化，官位的说明书都在法律的范畴中出现。“官”念在变，方向在变，2005年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将在2006年得以延续，政治文明的解答逐渐开始从制度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变，评论者称之为“新政治文化”现象。

　　官员到龄辞职反映中国人事调整新思维　　
 

　　在地方“两会”中，众多官员相继辞职，观察者们发现，这几乎是1940年前后出生的副省级以上高官的集体告别。50一代的接任者们大步走上前台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一批副省级 以上官员的相继辞职引起了各方关注，大多数地方把官员到龄辞任的情况直接告诉公众。

　　“到龄辞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吐故纳新成为人大、政府的一种正常的人事更迭。”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认为。

　　在此过程中，辞职或免职离任正逐渐透明化，执政党执政的程序化也更为明显。

　　到龄官员体面告别

　　离任者大都选择了主动辞职。“这是一种体面的告别。”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全国“两会”前许多官员的辞职是正常的新老交替。根据现行组织原则，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年满65岁、省政府副省长年满60岁的，通常不再担任实职。

　　一大批到龄的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政协主席、副主席纷纷辞职，1940年前后出生的副省级以上的高官们相继退出政治舞台。

　　“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就已经有内部消息说张宗亮副主任要辞职了。”负责山东省人大新闻的一位山东记者说，在当地人大内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在离职之前，作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65岁的张宗亮仍然主持了各项工作。

　　1月17日，按照工作日程安排，他仍旧以山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身份向人大会议作出工作报告，下午，他的辞呈被表决通过。

 
　　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程世峨、天津市人大主任房凤友都因年龄已到任职年限而辞职，外界则在消息公布的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官员离任的原因，这种直接向外界公布辞职原因的方式受到了舆论的赞扬。

　　王贵秀认为，这实际上是任、免职开始透明化的一个举措。“与其让外界产生不必要的猜疑，不如主动公布原因。” 国家新的干部任免条例里对此也已做出了明确规定。

　　担任人大或者政协领导职务的一些省级高官相继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离任。截至目前，在年前召开的各地方“两会”上，1940年前后出生的副省级以上高官共有30多人辞职。

     反腐打虎

　　在40年代官员的告别中，还有一批官员以特殊方式离开了政治的舞台，他们或被罢免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或面临着法律的制裁。1940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是这批官员中的代表人物，20 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田凤山的身后，还有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同样即将在北京临审的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也是1940年生人，因牵涉山西最大的黑社会案而事发。2005年9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因涉嫌受贿，构成严重违法违纪”，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被罢免山西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

　　1941年出生的河南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也是在参加完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从新闻报道的名单中悄悄消失。2005年7月30日，当地媒体报道了王有杰辞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一职的消息。第二天，河南一所中学校名右下方“王有杰题”四个字即被校方铲去。随后，王有杰因涉嫌经济问题，收受贿赂、礼金数额较大，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同是1941年出生的广东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以同样的问题被收审看押。在押被审的安徽省原政协副主席王昭耀也是40一代。

　　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相继被人大、政协罢免，被判决，或已经进入司法审理程序的1940左右出生的副省级以上高官超过了10人。体面或者不体面的告别，1940年前后出生的政府高官们的身影渐行渐远。

　　共和国一代上前台

　　与年底的集体告别不同的是，省部级领导的人事调整贯穿2005年。截至年底，至少有14个省、市、自治区或部委的首长易人。其实，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各地方党政主要官员调整一直在持续，至今已有近三分之二发生了变动。

　　最新一轮的人事调整完成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生于50年代、担任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已由原来的10 多人增加到20多人。

　　干部年轻化的速度在加快，被称为“共和国一代”的官员们大步走上前台，这些接任者有着更为宽阔的知识背景，经济学、法学和人文类学科背景占到其中的90%。而副部级年轻高官人数则更为众多。

　　中央部委和地方首长间的互动频繁而有序。2005年初，豫、辽、闽三省人事变动拉开了省部级领导易地调整的序幕，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接替他出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原局长徐光春。代理福建省委书记1 0个月后的卢展工则正式“转正”。

　　2005年中的调整则涉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组部、团中央、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地方则涉及安徽、湖南、新疆、湖北、海南等5个省区。其中，既有各部委人员的相互交流，也有地方和中央部委的互动。

　　这一年中任命的贵州、甘肃、云南、安徽、湖南5省的副省长以及新疆新任的5位自治区副主席，以及年底地方“两会”选出的河南、重庆、海南、江苏、山东等省份的副省长们普遍是50年代生人。“上过山，下过乡”，“老三届”，相似的经历，成为他们的共同点。

　　中央、地方加强互动

　　在春节临近前的最后一波调整中，三位中央部委的领导者入主地方政府。执掌交通部，被称为最具国际视野的中央官员之一的张春贤调任湖南省委书记。

　　今年刚五十岁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他曾被评价为具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和大局观念。汪洋曾主管国务院办公厅的常务工作，对国务院和中央机关的运作十分熟悉，并曾参与“十一五”规划的起草，是这次人事调动中最受瞩目的一人。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则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他是又一位从宣传部门直接调任地方的官员。

　　有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人事调整变更的一个特点是，几位具有全球视野和熟悉中央运作有大局观的年轻部长调往中西部省份，显见中央希望带动中西部省份经济起飞，加强中央对地方经济调控的决心。给相对较封闭和保守的三省带来新的气象。

　　高官任职多方互动渐成新动向，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多有增加,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执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山东省调任司法部后的吴爱英成为司法部第二任女部长；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位置调任地方的，除了汪洋，还有现任贵州省省长石秀诗、云南省省长徐荣凯。

　　于幼军从深圳市长位置上调任湖南省副省长不久，便又再度北上担任山西省省长。同样来自广东的深圳市原市委书记张高丽之前已调任山东任省委书记。其实，这样的调动早已有迹可寻，江苏省两任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陕西任省长，甚至被称为“苏州现象”。再加上之前的天津市委副书记李建国调任陕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可以清晰的看到，沿海改革开放前沿和内地中西部地区的互动在加大。跨地域或从中央转赴地方任职成为调整的主要方向，部级高官下派地方，经济发达省份转派欠发达省份，调任西部、东北、中部的比例在增加。

　　显然，新任者们被寄予厚望，而在此变动中也透露出中共高层调整的新思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官员交流，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官员交流，不仅显现中共制度建设的需要，而且高官不同岗位间的互动，既丰富了他们的施政经验，又能为不同的岗位带来新的内容，执政者希望以此为国内各地和谐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而在“两会”上辞职离任的10位副省长则就职人大或者政协，其余9个省份的省委副书记走上了政协主席的岗位。

      从官员辞职到个性化施政：政府改造逐步升级

　　从官员辞职到个性化施政，中国执政者正在努力展示其亲民、尊重民意的形象和创建责任政府的决心

　　年初，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迅速引起了各方的再次关注。仇和10年来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进行了种种激进变革。

　　在仇和领导下，宿迁的快速发展给苏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仇和也被寄望能在副省长的台阶上让苏北更快的发展起来。

　　事实上，仇和的上级，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样是个性鲜明的官员。“请人民来评判”是李源潮在江苏为改变干部作风而提出的口号，2005年第一个工作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2005年省级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李源潮在会上当场念了一条批评自己的意见。

　　此时，江苏省级机关作风建设万人评议活动，在江苏省已经是连续两年进行评选了，“凡是人民群众亮红灯的，就不能过关。”李源潮的这句经典话语从南京扩大到江苏，对混饭吃的官员，李源潮表明了谁“懒政”就摘谁“官帽”的态度。

　　让人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一批部级高官的集体发声。被称为说狠话说得最多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痛斥“煤矿事故背后的腐败，核心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有关“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 ”的表态也引发了民众的共鸣。年年刮起审计风暴的李金华审计长依然锋芒毕露，一句驻京办“跑部钱进”的话让许多人惊慌失色。

　　个性化兴起

　　“提拔有个性的官员应该是一个改变，而且是一个好的改变。过去的官员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比较死板，没有个性，实际上与老百姓有距离。有个性的官员，是想干些事情的人，不干事怎么体现个性。敢说，敢做，敢承担一些事情，这就叫有个性的官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提拔个性官员是一个好的变化。

　　随着中国政坛上不断出现的个性化声音和这种风格带来的良好评价，更多的地方官员开始着力体现自己的个性化色彩和亲民作风。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炮轰“跑官要官”者，“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说出来的”。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则痛批谈官场“小人竞进”，直言要用两把快刀砍掉庸俗作风。松花江污染事件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已说“第一口水我先喝”也显示着其亲民的意图。

　　而刚刚经历过路面塌陷后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两会一句“一个美梦接着一个恶梦。”则道出了官员们的真实心态，显示着这些官员对于政绩的信心和担忧。

　　锋芒毕露、锦里藏针或长袖善舞，尽管声音不同，方式各异，但一群个性化十足的官员们却几乎同时集体登场亮相。新一代官员们个性突出的执政态度，符合执政党亲民务实的执政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徐湘林认为能容忍并且提拔这些干部，是干部任用体制的一种进步。“有个性的官员的提拔，任命，将会对中国整个党管干部的管理方式、管理原则、传统工作程序理念有所冲击，虽然这个冲击当然是很温和的，但它会引起一些变化。”

　　中央党校党建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说，高官敢于张扬和发挥自己的个性，体现了开明、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高层的亲民作风，表明省部级高官对中央决策层在政治文明领域的新动向把握到位。执政党开始的党内民主建设，也给省部级高官提供了展示个性和执政能力的空间。这种高官个性的由点到面，乃至成为一种让社会关注的现象，是中国新政治文化的一个开始。

　　制度化向程序化过渡

　　始于2003年的问责风暴在2004年走向制度化，而在2005年的实践中更多的趋于程序化。《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出台后7次启动问责程序，问责49人，追究领导干部87人。云南昆明、四川成都、广东深圳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先后启动，一批官员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

　　问责的范围，也由最初的失职问责扩大到了庸官问责，众多地方问责办法的出台和实行，给高层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在年底，因松花江水污染，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这也是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明确写入“引咎辞职 ”内容后，第一位正部级官员以身说法。

　　失职要问责，不作为也要问责，官员头上的“责任”两个字越来越重，2006年1月开始实行的《公务员法》中更为明确的把问责的内容和引咎辞职的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问责将从这一年开始。

　　问责制走向程序化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执政党希望向外界表明其创建一个责任政府的决心。与此同时，执政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则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开始。

　　尊重民意

　　“过年又能放炮了”的地方不仅是北京市，众多省份都取消了燃放鞭炮的禁令，而代之以限制性的条例。禁改限后第一年，鞭炮安全重大事故也并没有发生。

　　“民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次禁改限政策的变化。”中央党校党建部赵杰博士说，政府的政令注重于引导，而不是强行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显然，政府不再以行政命令为主，而开始考虑市民的意愿，而尊重民众意愿来服务市民，是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本义。

　　首长问责，决策听证、文件规范、信息透明，这是重庆市四项制度中的关键词，而这些制度的创新引起了学界和民间的关注，在1月14日，由学术界发起的中国政府创新奖上，凭借这四项制度的创新，重庆市政府获得优胜奖。更令人关注的是，在获得优胜奖的10个政府创新项目中，公共服务类项目几乎占了一半。显然，更多的地方政府把服务当作了创新的一个标准。

　　“政务型”向“事务型”转变

　　2005年引人深思的还有“官”衔重现。2005年8月中旬，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疫总局发布消息称，将在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五省(自治区)的质检系统推行质量技术监督官和检验检疫官制度，这一变化涉及1300 0多名在职公务员。9月20日，人事部出台解释称，五省区试行“两官”制，设立国家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的“试验田” 。

　　这样的试验在各地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上海在2004年出现了“企业注册官”的公务员员，而“法医官”、“鉴定官”也在公安系统进行了试点。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的公务员开始试着用“七级ⅩⅩ官”“三级ⅩⅩ官”的称呼来取代旧有的科员、副主任科员、调研员、科长等称呼。称呼是变成了“官”，但是工作却更多的着力在专业技术工作的公务工作。

　　2005年10月份，北京市出台了官员职位说明范本，小到科级、大到局级的机关干部有了职责标准。职位说明书让原本神秘的“官”开始变得透明。

　　“官”衔变化体现政务施行理念的变化。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中，明确了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区分政务与业务类的公务员是这部法律的一大创新。

　　称呼、政令、行动、变化从细微的地方开始，一个越来越强调责任的政府，一个逐渐开始把行政执法的政务变为公务、服务性的理念由口号变为行动的政府，在“官念”变化中正在显示其进行改革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