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记者吕贤修/ 2005年3月，苏诗伟在回忆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时，曾这样告诉多维记者，“眼前是一道沈重的铁门，心头上的压力令人窒息，彷佛又回到恶梦里，我走向它，但它并非为我而开。直到走出这扇门的刹那，我才发觉，我真的自由了。12年的漫长等待，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到今天我仍会从梦中惊醒！在梦里，我又回到了Coxsackie监狱。”

2006年2月16日，在他成功翻案2年半之后，苏诗伟向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控诉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蓄意提供伪证、欺骗陪审团。他并为自己12年的冤狱生涯，向纽约市政府求偿2500万美元。

审判过程疑点重重

1991年1月4日下午3点，两名年轻人Richard Tan及Lawton Ki，在皇后区贝赛215街上的Royal Billiard Hall撞球店遭到枪击，身受重伤。

检方证人Jeffrey Tom在法庭作证时描述当时：

“当天下午，我跟两个同是青龙帮的成员Richard Tan及Lawton Ki，在撞球店靠近入口的一张桌子打球，当时现场约有30多个人。不久后，原本在我后方桌子的3男1女，起身走向入口处结帐。

我认识这4人当中的2人，一个是苏诗伟，当时他的手绑着绷带，挂在肩头上。另一个叫Jimmy，他们4人都是白虎帮的成员，是这里的熟客。青龙与白虎两个帮派，虽然彼此仇视已久，但没打过架。

当他们走近时，两路人马立刻发生一阵口角。大约1分钟后，苏诗伟走出大门，在离开前，他大声地对Jimmy说“我一走就射他们！”接着，Jimmy脱下外套，露出一把枪。我一看马上蹲下，然后就听见枪响。我起身，发现同伴受伤，我马上追出门去，只看到他们已经逃离现场，距离我大约半个街口的距离。

苏诗伟随后因涉嫌被逮捕，并被以企图谋杀罪被起诉，当时他只有17岁。

在狱中即定时捐钱给慈济的苏诗伟,出狱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慈济人。

 
在苏诗伟被捕一个月后，Jeffrey Tom因涉嫌勒索商家，被以二级重窃罪起诉。9月，他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根据这份协议，Jeffrey Tom将被以青少年违规定罪，处以5年缓刑，事后并不会留下案底。交换条件是协助检方，对苏诗伟一案，提供真实的证词。

根据纪录，在向法官认罪时，Jeffrey Tom承认：自己曾经威胁商家，如果不给钱，就会受到伤害。而在检方的建议下，法官最后也依认罪协议宣判。然而，事后这项协议及相关纪录，却被刻意封锁，未对外界公开。

根据苏诗伟的律师鲁登（Joel Rudin）指出，当时负责起诉Jeffrey Tom的助理检察官，过去曾与负责起诉苏诗伟的助理检察官罗赛洛（Linda Rosero），一同在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而罗赛洛知道苏诗伟的案子证据不足，曾向上级表示自己无力接手。但上级告诉她，不管如何先接下再说，如果她实在不行，高层将会接手。

随后，在苏诗伟案的庭审开始前，根据纪录，罗赛洛曾主动向陪审团说明，Jeffrey Tom目前的确因涉及另一案件而被起诉，他已经认罪，目前在等待宣判。而法官同意如果他认罪，可以获判缓刑。

在直接质询中，Jeffrey Tom回答检方发问，表示自己与检方或任何政府单位，未曾有任何交换条件。他也承认，因为是青少年违规，法官判予他5年的缓刑。

而在辩方的交叉质询中，辩方律师并未追问他与检方的认罪协议，反而将矛头指向他的犯罪事实。对此，Jeffrey Tom否认自己有威胁商家，辩称他只是“有礼貌”地向商家要钱而已。而当被问到，他在认罪时，是否也是这样对法官说？Jeffrey Tom回答，他告诉法官，自己跟朋友进了商店，然后跟老板要钱。辩方据此坚称Jeffrey Tom在说谎，质疑其证词的可信度。

罗赛洛虽然知道所有的交换条件及Jeffrey Tom认罪的过程，她在法庭上未曾纠正Jeffrey Tom的谎言。对于是否有协议，罗赛洛说“这里面也许有一些关于青少年违规的讨论，但据我所知，技术上或纪录上来说，并没有协议，只有一些关于Jeffrey Tom会在此案中提供真实证词的讨论…”

在相关证据相当薄弱的情形下，Jeffrey Tom在此案中是检方主要的证人。然而，他的证词明显与其他人有所出入。又或许应该说，所有证人的说词都彼此矛盾。

首先，受伤的两人皆否认自己是青龙帮的成员。这与Jeffrey Tom的说法不符。当时受枪伤的Richard Tan作证时表示，自己看到一个手绑绷带的人说“开枪”。但在法庭上，他无法指认那个人是否就是苏诗伟。而与Richard Tan不同，另一名受伤者Lawton Ki，直指是苏诗伟在现场下的命令。但他也承认，自己事先与苏诗伟并不相识，而且在枪响前，自己没有注意周遭，也没有看到任何手绑绷带的人。

对此，辩方指出，在警方的侦讯纪录中，Jeffrey Tom及受伤2人，皆未提及苏诗伟在现场。而在Jeffrey Tom早先的口供中，完全没有提到他曾听见有人说“开枪”。但后来Jeffrey Tom却推翻自己的口供，表示是苏诗伟指使Jimmy射伤两人。此外，在警方的纪录中，当日现场其余30名目击者，没有任何人听到有人大喊“开枪”。

同时，辩方的证人，现场吧台的酒保则作证，自己在几个月前就认识苏诗伟。他表示苏诗伟当天并不在现场。根据医疗纪录，事发前几天，苏诗伟的手的确受过伤。但一名发廊小姐在出庭作证时指出，自己在事发前3天帮苏诗伟洗头时，的确发现他的手臂上有伤，但当时他并没有绑绷带。

对于这诸多疑点，辩方向陪审团质疑，检方3名证人的证词，有太多矛盾。但事发当时，现场有超过30个人，为何检方只挑这3名背景有问题的人作证？此外，检方也无力提出任何证明被告涉及本案的物证。

在结辩时，辩方再度指出，Jeffrey Tom曾向法官认罪，承认自己勒索商家，但作证时却又否认自己曾犯过此罪，明显是说谎。虽然知这事实，罗赛洛仍然对此陈述向法官提出抗议，并刻意误导陪审团，在结辩时强调“JeffreyTom是个诚实的人”。

律师相信，即便证据不足，证词又漏洞百出。在检方的隐瞒事实及误导下，陪审团仍认定苏诗伟有罪。他的两项企图谋杀、两项攻击罪，以及非法持有武器罪全数成立，法官接受检方的建议，判处其16又3分之2年至50年的监禁。

漫漫上诉路终获自由

入狱4年后，苏诗伟向纽约州法院上诉。他提出Jeffrey Tom当时作伪证，而检察官也违背职权，并未予以更正。对此，检方继续为自己及JeffreyTom辩护，宣称“根据纪录，Jeffrey Tom对于自己过去涉及的案件，已经做了完整的交代。”并建议法官不应采纳苏诗伟的说词，因为他无法在上诉中举证Jeffrey Tom的判决纪录。

对于检方的反驳，苏诗伟表示，自己拿不到判决纪录，是因为这项纪录被检方刻意封锁。但最后法官仍以举证不足为由，回决了苏诗伟的上诉。

1998年12月3日，法律援助社的律师玛东（Katheryne Martone）加入此案，为苏诗伟提出上诉。由于怀疑Jeffrey Tom作伪证，她提出动议，要求调阅Jeffrey Tom的认罪及判决纪录。然而，虽然过去检方曾挑战苏诗伟无法提出这项纪录做为证据，因而胜诉。但在面对玛东的动议时，检方却对此表示反对。对此，法官裁示“检方没有合法理由维护这项可能的伪证。”即便如此，律师指出，检方最终仍利用程序上的技术手段，在1999年获胜。法官再度回决了苏诗伟的上诉。

2001年6月1日，苏诗伟向纽约东区联邦法庭提出上诉。他指出检方当时违背宪法赋予他的权利，未公布足以减低Jeffrey Tom证词可信度的证据。此外，检方不但不质疑伪证，还担保Jeffrey Tom说的是实话，误导陪审团采信伪证。同样地，检方再度为自己辩护。法官裁定，检方不应明知证词有误，仍误导证人作伪证。但法官也认为，苏诗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检方的疏失，是否影响陪审团的决定。因此仅判予他上诉证明，将这个疑点交由上诉法庭认定。

2003年4月21日，苏诗伟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提出上诉。7月11日，法官裁定苏诗伟胜诉。法官说明，此案之检方证人，在自己是否有与检方达成协议，以及是否曾勒索商家的问题上，的确提供伪证。检方也应该知道这是伪证，但未予以纠正。

此外，法官说明：依法，如果检方证人否认与检方有任何认罪协议，在对证人的交叉质询中，检方不需就此提问。然而，检察官的职责，是向陪审团提供有力而且真实的证据，而不是不计一切代价，赢得胜利。虽然在此案中，与证人达成协议的检察官，和起诉苏诗伟的检察官并非同一人。但根据高等法院判例，任何检察官的承诺，皆代表政府的承诺。而当罗赛洛对陪审团说政府与证人的协议不存在时，她有责任先查清处。

法官认为，以此案而言，被告要扭转判决，必须证明陪审团是因此而误生偏见。根据高等法院判例，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有合理的解释，说明陪审团的决定，是依赖由检方所诱导的伪证，该项决定应该无效。至此，由于法官认定Jeffrey Tom是检方的主要证人，而在检方背书下，陪审团的偏见已经形成。上诉法庭因此主张推翻原判决，案件退回原受理法院。

2003年9月17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宣布取消对苏诗伟的判决。虽然检方提出重审要求，但最终，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仍承认证据不足，因此撤回起诉书。11月5日，苏诗伟重获自由。

检方渎职案例丛生

对于此案，苏诗伟的律师鲁登（Joel Rudin）认为，检方蓄意以伪证误导陪审团，未质疑证人的可信度，明显失职，更导致本案当事人蒙受12年冤狱。在这12年之间，检方持有对苏诗伟翻案有利的证据，却利用行政权封锁证据，掩饰自己的失职。这剥夺了当事人受宪法第5、6、14修正法条所保障的人权。

律师相信，这项错误，当时是受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高层授权。高层当时有意隐瞒事实，并在程序上阻挠当事人上诉。最后，上诉法庭法官终于说“够了！”

他直指，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作为纽约市政府机构，前任总检察官桑度齐（John Santucci）及其续任布朗(Richard Brown)，有义务训练、监督其员工，维持基本人权，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但却未尽其职权。对此，纽约市政府应负全责。

鲁登提出两份资料，包含自1985年来，政府公布因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失职，结果造成被告翻案的上诉案件。其中因为检方错误对被告封锁证据的案件，共有28起；而因为检方提供伪证，或误导证人的案件，则有59起。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鲁登第一次为冤狱受害人求偿。2003年，他也曾控诉纽约布朗士检察官办公室，最后以500万元美金和解。而该案也是纽约州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件冤狱索赔案。当时鲁登共列举了62件因检察官失职、事后导致翻案的案例。

该起索赔案的当事人雷莫斯（Alberto Ramos），1984年事发时是一名22岁的大学生，在布朗士一间公立托儿中心担任教师。由于中心一名5岁女童的母亲，发现女儿下体红肿。由于女儿表示是被一个5岁的同学侵犯，女孩的母亲随即控诉政府，结果雷莫斯因涉嫌强暴被起诉。

在调查当中，一位医生判定女孩的伤痕并非性侵害所造成；另一位调查人员则发现，女孩曾告诉其他同学自己在家里看过成人影片，并且有在教室内模仿影片动作的纪录。

然而，检方虽然掌握这两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但却从未公布，甚至没有让被告的律师知道，这导致雷莫斯被陪审团定罪。在历经7年冤狱后，代表保险公司的侦探发现这两项证据。1992年，雷莫斯上诉成功，鲁登也为他成功索赔500万美元。

鲁登指出，要直接控诉检察官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为了激励检察官全力起诉，依法检察官享有免责权。也因此，他必须让市政府承担责任，这也是许多控诉警察的案例普遍的作法。

他回忆，自己在1997年曾搜集了72个类似的成功上诉案例，原因都是检察官失职。他要求布朗士检察官办公室，公布这些涉案检察官的惩戒纪录，但他们拖延了4年。最后，上诉法庭命令检察官办公室交出纪录，但检方还是又拖了一年。2002年9月，布朗士检察官办公室交出74个检察官的个人资料，包含薪资及工作考核等。

鲁登发现，这当中有些检察官是累犯，有人甚至涉及4、5个案子，但74人中只有1人曾被惩处。此人在1979年曾因失职被停薪4周，但3个月后又领到分红，然后5年内内连续被加薪，直到辞职。

对于此案，由于12年的冤狱，苏诗伟曾承受肉体、精神上的凌虐，名誉及经济受损，鲁登向纽约市政府求偿2500万美元。2006年2月16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正式受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