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零二分，现已调职的「冰点」前主编李大同接到袁伟时对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的反批评文章。袁附短信称，「『冰点』发表了批判本人的文章，按照学术讨论的公认准则，我有答辩权」，希望该刊尽快发表。李大同立即将袁伟时的信及文章发给《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陈小川和副主编杜涌涛，并留言「无论结果如何」，「给袁先生一个正式回覆」。

陈小川在报社内部邮件中回覆称，「不准备再讨论此问题了」，袁和张文章一来一往，「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李大同不同意此说法，认为现在是张批袁，如不发表袁的反批评「必会引起海外媒体的一次大肆报道」，会对「冰点」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建议只选择纯历史辨析部分发表，对当局、团中央、「冰点」与主编个人，都是利大于弊。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李大同看到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本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韩笑二十四日电：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六局局长冯希望，在参加香港媒体驻京记者联谊活动时表示，内地新闻管理正趋向更加开放、透明和宽松。在交谈中，冯回答了本报记者有关《冰点》、《公益时报》等问题的提问。冯说，媒体对《冰点》的报道只引用了该版主编李大同公开信的内容，没有听听其他有关方面的解释，对《冰点》刊登的袁伟时的文章也没有阅读。而正是由于《冰点》刊登袁文后，一些读者写信给报社和其主管部门表示不满，《中国青年报》的主管部门才决定暂时停刊整顿的。《冰点》复刊后刊发了张海鹏批评袁伟时观点的文章，袁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批评。这说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并不是什么收紧言论、限制言论自由。」李当日即把《文汇报》的报道转给陈小川，并给陈留言称，「如果我们不发表，等于让国务院新闻办说谎，很难堪」。

但直到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冰点」主编陈小川没有回覆李大同三月二十五日给他的留言，于是李直接给陈打电话询问有无新的考虑。陈回答说还是不登，并说也没有与团中央商量。李大同说「这会引起境外媒体又一轮报道」。陈说，「报就报呗」。

袁伟时的反批评文章最终未能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登。

袁伟时教授的长文《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袁伟时并有说明短信，全文如下：

诸位：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发表后，得到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的支持；也招来不少批判，其代表作是3月1日《冰点》发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主题》。我写好答复文章后，《冰点》不愿发表，只好在《亚洲周刊》刊登。内地的读者看不见。敬请各方君子广为传播，善莫大焉！

袁伟时200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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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袁伟时

《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后，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么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开始（秦统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曲，《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1949）的诠释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民群众"，于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至1936年间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1用日本着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2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么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何时）；用什么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错误。

纠正后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如果本国学者敢于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再受阻，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强奸和屠杀罪行。由于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秉着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于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杀。

（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么，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接着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着不走，埋下后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连年利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么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后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再看看中国的记录。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初步的制度变革，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大体上收回了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1925年10月开始的关税特别会议，拟好了关税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实现了关税自主。1926年，孙传芳治下的上海，在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临时法院……。以上情况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八年抗战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其他国家也先后采取了类似行动，除香港、澳门问题尚待解决外，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

中日两国的历史确凿证明，笼统说反抗有理，不看具体环境和选择正确道路，有时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义和团事件从结果看，误国殃民已洞若观火。但是，有些人却挖空心思为它辩解，这些辩护词可靠吗？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反》文说：“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

这些说法经不起考查，有四点不符合或不了解历史实际的错误：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过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