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启事”的风波

“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藉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着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么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

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铲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咎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运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

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前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出“此例不可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特专此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五月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不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意在逼周作出交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地下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