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6-07-13 21:02:38 【来源:新华网】
７月７日上午，广东迎宾馆客房里，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在电脑屏幕上向记者展示他亲自拍摄的上百张图片，一脸的焦虑。
这些照片，是陆大道近年来奔走于全国众多省市，目睹了一系列他所说的豪华、奢侈的大规划、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之后的记录。
作为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在中国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领域拥有相当权威的地位。他不仅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并且一举担任了国家发改委“京津翼都市圈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国务院东北办“东北振兴规划”等三个国家重要区域规划的专家组组长。
近年来，陆大道院士曾多次给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等写信，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并断言“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在去年国务院组织的一次小型专家咨询会上，他亦曾向国务院领导面陈上述问题。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陆颇为激动地对记者说。与此同时，陆还计划将这些观点再次上书高层，希望能够引起领导人与全社会的更大关注。
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的城市化
（６６岁的陆大道个子不高，头发已白了不少，但精神颇为矍铄。陆既有作为一名学术权威的沉稳，又显示出一丝孩子似的急迫。记者刚进房间尚未坐定，陆便急匆匆地招呼记者来到电脑面前。“来来来，你先看看我拍的这些照片。”
因为工作关系，陆大道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市。每到一处，陆都会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下许多照片。有时候，甚至在当地政府请他参观的车上，透过车窗玻璃，陆也会拍下所见到的让他感觉触目惊心的一些场景。
指着电脑屏幕上某市修建的双向十车道、宽达１００米的道路，陆说：你看跑的车多吗？修这么宽干嘛？像我这样的老人，敢过这样的马路吗？除非是封闭路面，否则修得再宽车也跑不快啊，一堵塞反而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从去年开始，多次上书建设部和国务院领导，反映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你主要是针对的哪些方面？
陆大道（以下简称陆）：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９．１％，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创纪录的。达到同样的水平（即从２０％－４０％），英国花了１２０年，美国花了８０年，日本３０多年，而我们只用了２２年。
记：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陆：不能光看速度，而要看城市化的具体内涵。城市化本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现在的倾向是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偏重于占用土地，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城市化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这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记：这种“大跃进”表现在哪些方面？
陆：首先就是速度过快，过去２０年，我们比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速度快了２倍左右，最近又有人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城市化率要超过５０％，我认为这是头脑发热的表现。
实际上，这些数字的背后有虚假的现象，即目前４３％的城市化率被认为是“虚假”的，因为包括了１亿多“农民工”，这些人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还有相当大的差别，所以不宜简单地以４３％的市镇人口比例证明城市化很快。主要问题出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市化。
记：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中，对城市化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陆：对，潜台词就是我们过去太快了，超出了正常轨道。其次，在这种“大跃进”的局面下，我国的土地占用情况已经出现严重失控的倾向，人均用地面积大幅度提高，现在已经达到全世界的前列。
记：有数据吗？
陆：从１９９６年年底到２００３年，７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１亿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被城市所占用。国土资源部曾发表过这样一个数据：现在全国城乡建设用地约２４万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１３０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８２．４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８３．３平方米的水平。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包括郊区在内，人均占地也才１１２．５平方米。
记：为什么我们的人均用地会大幅增长？
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大中城市，近年来纷纷按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建设了许多大的公共设施，例如大马路、大绿地、大广场、大标志性建筑，又漂亮又豪华，其硬件一点不比欧美差，但要知道，我们的人均ＧＤＰ比人家差多了。
记：你觉得城市的这种建设不合理吗？
陆：关键是很多设施超出了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超出了实际需求。比如现在不仅是省会城市，连许多地级市都在建大规模的会展中心，要来干嘛？广交会也才几万平方米的规模，但在许多地级市，建设的会展中心，丝毫不亚于即将启用的广州新会展中心，
这种超前，纯粹是奢侈和浪费，完全脱离了现阶段国情。
记：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你如何界定现在的城市化“大跃进”局面？
陆：一是速度过快，二是人均用地过大，三是公共设施奢侈浪费，四是建设性破坏，对城市面貌和文化古迹带来很大破坏。
令人忧心的大手笔与大发展
（电脑屏幕上是一张某省师范大学在大学城里面新修建的校区的大门。陆大道说，你看这校门，有多宽！从门这边到门那边，至少有１００米吧。你再看进门后至少１公里的直径范围内，有任何建筑吗？这浪费了多少土地？再看它的占地面积，足足有３０００亩之多！改革前北大的占地面积也才１５００亩，它足足有两个老北大那么大了。）
记：在你说到的这种“大跃进”局面中，出现了哪些典型的行为？
陆：首先是全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掀起了一股“大规划”之风，其中以某市的规划为代表，这个市比照大伦敦和大巴黎的规划，设计了一个超出大巴黎６倍、大伦敦１０倍的超大城市，规划范围涉及到７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就在几个月前，我曾经在一个工作场合，对某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说，按照一年７６平方公里的用地规模，在保证生态用地的情况下，１５年后，该市一亩地都没有了；在动用基本农田的情况下，也就只能用３５年。
记：大城市刮起了“大规划”之风。
陆：对，这股风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在作大规划，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达到高潮，我可以数一下，提出了口号和规划的城市，起码有１０个以上。
记：为什么会热衷于“大规划”呢？
陆：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圈地，它可以用这个名义改变行政区划，把郊区和周边的县市土地吞并进来，进行范围上的扩张。
记：这个是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
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时髦做法，一开始是开发区热，从１９８０年代末期开始，到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３年时问题暴露出来，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５年，国家４部委对开发区土地进行审核，我那时候曾被聘任为开发区土地审核专家组组长。那次砍掉了几千个开发区，全国的开发区，当时有上万个，甚至有些乡里都有几个开发区，竖个牌子，就把田地给占了。
记：这股浪潮过后呢？
陆：接着在城市里，开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不是说不要建。我指的是那些远远超出实际需求的贪大之作。举个例子，中部某市一个新区的大立交，我看那应该是全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立交，比北京四环通往国际机场的四元桥立交还要大，我在那里实地勘察过，１０年２０年都不可能达到设计流量，完全没必要。
据统计，全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有１８３个之多，中国能有那么多国际大都市吗？
记：这是第二轮流行的，接下来呢？
陆：随后流行的，是会展中心，正在大规模建设，国际大都市之风被建设部领导批判了，但会展中心规划和建设的势头没停，不仅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在搞大型、豪华会展中心，还有大量的地级市已经和正在建设，其豪华程度和建设规模完全可以与广州新会展中心媲美。但广州可是有着这么多年历史的国家级会展城市啊。那些一哄而起的会展中心我看利用率极低，一年３６５天，没有几个展览。
大学城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不仅省会城市普遍在搞，相当多的地级市也规划和建设所谓的大学城。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搞开发区的另外一种形式，是用科教兴国的名义，大行浪费土地之实。为什么这样说？高校用这名义廉价占地，建新校区，利用率极低，我去某省考察过，大学城里的省师范大学，新校区占地３０００亩，校门宽度超过１００米，进门后一公里直径范围内没有任何建筑，只是最边缘周围有几幢房子。一问，一亩地才３万元，多廉价啊，那它当然要多占了。
记：你刚才提到的都是大城市，中小城市是什么状况？
陆：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病，很多都“传染”到了中小城市，像建大马路、大立交，有些也在搞大草坪、大广场，成片地摧毁民居和农地，建设新城。但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搬家”，尤其在地县一级，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搬家，往往把政府所在地，迁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１０公里外，除了办公楼，还修建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浩大，我考察过很多地方，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例如中部某县是一个贫困县，其新修建的办公楼，面积估计达５万平方米。该县新建的国土资源局，主体建筑就有几千平方米，要知道这个局的编制也就是几十个人啊。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我的调查了解范围内，没有这样做的地、县级城市属于少数。当然，豪华和严重程度不同。
再比如某地级市，政府办公楼前的广场我估计有２５－３０公顷，它包括了三大部分。
先是行政广场，然后是市民广场，再过去还有商业广场，旁边还有公园。感觉一眼都望不到边。我看，它比天安门广场要宏伟多了。
记：这些大规划和大手笔会带来什么后果？
陆：大规划，大手笔，就好的动机说，决策者是为了获得大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现在一些省会大城市的大规划来看，决策者想到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但上海的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经济基础、经济区位及在全国、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许多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大规划和大手笔是可能引起巨大风险的。
现有城市建设布局的失序乃至失控，将导致耕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中央政府对此态度鲜明
（在访谈的过程中，谈起某些地方办公楼的奢华、广场的庞大，还有那些奢侈的人工水景设施，陆大道一脸的愤怒：请你们把这些照片登出来，而且一定要点名！
说起那些土地被征用的农民，陆大道则颇为忧虑：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失去土地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还没有什么，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陆说，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依靠脚下这片土地。我们必须做好永久使用这片土地的准备。
陆大道认为，作为一名院士，主要应承担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尽可能继续进行本学科前沿的探讨；二是向政府提供咨询报告，三是向公众做一些科普工作。他这次找南方周末，就是想对全社会做一种科学普及工作。）
记：你的这些观点曾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过？
陆：我先后给曾培炎副总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写过信。院士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提交国情咨询报告，向政府反映情况。我也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的成员，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向国务院领导面陈过城市建设中种种倾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后来在总结中指出，这些年来在城市建设中确实存在“过度扩张”的问题。
记：是否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
陆：我认为中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城市化，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循序渐进”，还有“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这都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要按此进行城市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并没有引起地方领导的重视，某些地方甚至是置若罔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传递一些声音。
记：你觉得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哪些？
陆：我觉得首先是对中国国情没有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实情是地不大，物不博，人多地少，资源严重不足，我们不能走美国蔓延式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以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建“节约型社会”，但这一点，包括不少地方政府领导人、规划工作者都意识不足。
其次，我们以往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很大不足，搞城市化“大跃进”的干部，在政绩上都十分漂亮，也往往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鼓励了这种行为。
第三，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有缺陷，支配权主要在政府手里，农民基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第四，现行的财税制度中，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利益攸关，也使得这种行为无法制止。
记：那你觉得可以有哪些对策？
陆：首先是制定严格的用地标准，对城市的人均占地、耗能、用水、交通运输结构等，
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定。要因地制宜的提出城市发展目标，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国家制定的标准，反而是各个部门在提出要求，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达到２０多个，这些大部分都要占用土地，而且往往不分地区地一刀切，问题很大。例如为什么要求大家都要建园林城市呢？在干旱地区，降水量在４００毫米以下的，如果制定这些标准，简直就是败家子。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几十万人口的赌城，一棵树都没有嘛。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发展目标政出多门，不科学，建议大部分取消。在节约资源上，应当参考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的做法，重新来制定。
记：光有标准可能不够，要有制度保障。
陆：政绩考核体系肯定要改，应当考核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等方面的工作，这些中央已经在做了，我感觉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最根本的，还应当从利益上切断地方政府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一是土地制度如何改革，以维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我个人觉得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二是财税制度如何改革？土地出让金，现在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心头肉，数目庞大，用途广泛，这块资金怎么管理，怎么使地方政府既能筹措到发展资金，又不会躺在土地上大肆挥霍？这方面我不是专家，留待有识之士来出谋划策吧。
昆明：“五百里”滇池将成“城中湖”
本报记者 由珊珊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清朝乾隆年间昆明名士孙髯翁登昆明滇池边大观楼有感而作“大观楼长联”，全长１８０字，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使大观楼和滇池闻名天下。
如今，根据雄心勃勃的“现代新昆明”规划，“五百里”滇池即将史无前例地成为这个现代新城的“城中湖”。
面积翻倍的“新城”规划
“一湖四片及二城”是新昆明都市核心区规划的主要概括。“有媒体把这规划形象地比喻为‘四菜一汤加两菜’，或者干脆说是‘六菜一汤’。”昆明市规划局副局长、国家注册规划师周峰越笑着说。
一湖，即为滇池。滇池西面临山，规划中的新昆明城将围绕湖水，由北至南，蜿蜒展开。
四片，分别指处于滇池北面的主城区，也是现在的昆明城所在地，是昆明的金融贸易服务中心；呈贡东城用地１０７平方公里，将发展为新兴工业区、科研文教区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西城昆阳－海口，计划成为以磷矿加工、机械仪表、旅游服务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区；南城晋宁，期望形成新型旅游度假城。
两城，处于滇池流域外，指的是建造并发展新机场空港经济区和安宁冶金化工城。
根据这个战略目标，今后２０多年，昆明城区人口将从现在的近３００万人发展到４５０万人，面积从２１２平方公里扩大一倍多，达４６０平方公里。
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周峰越说。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自然不能例外。
本世纪初，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２０２０年云南的城市化率达到５０％的目标。云南省总人口为４３００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将有２１５０万人住进城市。
云南全省只有１６个地、州、市（包括州政府所在的县级市），除昆明有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３００万人之外，其余１５个城市的人口总数都在３０万以下。云南省第二大城市曲靖，人口仅有２６万。昆明作为核心城市，其吸引力过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涌进昆明。这是无法控制的。”周峰越说。
而目前的昆明主城区，已呈现饱和之态。交通堵塞、环境恶化、建筑密度过高等问题的存在，使许多专家认为，昆明城已几近瘫痪。据统计，昆明中心商业区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５万人，超过了上海。同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如还在原址过度开发，将不可避免损毁文物古迹。寻找新的出路，成为昆明市领导的思路。昆明市委领导就曾说过：“我们的老城像得了癌症一样……我们要把新城建得漂漂亮亮，以洗刷我们没建好老城的耻辱。”
２００３年，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计划正式提出。
扩大昆明城的规模，还有更深的一层考虑，即为了突出昆明在南亚、东南亚的战略地位。
周峰越分析说：“可以说，云南从历史上和地理上看，都是中国面对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这两年昆明分别召开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和９＋２会议，让许多昆明人认识到了昆明日益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南亚东南亚市场向中国打开，以及中国进入这些地区的市场，都需要通过昆明。”
周峰越认为，“目前在这一地位上能和昆明竞争的就只有新加坡和曼谷。新昆明建成后，他们应该是争不过的。”
治理滇池
经过“文革”期间的“围海造田”，滇池水面已大范围缩减，“五百里”滇池到今天约有３００平方公里。据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曾广权介绍，由于滇池是高原断陷型湖泊，处于半封闭状态，主要水分来源为天然降水和地下水。而滇池又处于城市下游，城市工业和民用污水常年排入湖中，近二十年来污染严重且治理困难。国外专家到滇池考察时曾说过：“滇池的污染问题已被列入世界湖泊污染专业教科书中，作为典型反面案例。”
这样严重污染的湖泊，如何能作为一个城市的核心景观？同时，在污染湖泊周边增大人口密度和规模，是否会加重污染？许多专家都曾提出过这样的疑虑。
周峰越对此解释：“以前大家都有误解，认为滇池污染了，就应该远离它。事实上，无论城市离滇池是近还是远，都处于滇池盆地里，污水如果不经治理，始终要排入滇池。
即使不把城市建在滇池边，污染问题还是存在，并不会减轻。”所以他认为，解决滇池的污染问题，关键还在治理。
“城市建在滇池边，治理的各种问题反倒容易解决了，譬如资金和重视程度。”他说。
据周峰越介绍，对滇池的环湖截污和环湖生态建设已成为新昆明建设的重点。市政府目前预计投资４９亿元，用于入湖河道整治、管网系统、截污干管等建设，目前已报国家审批。
市政府大搬迁
周峰越一再强调，“一湖四片”的规划，是云南省的战略规划，并非法定规划。目前，昆明主城建设的总体规划已进入组织修编阶段，明年将报国务院审批。只有呈贡新城的总体规划通过了昆明市政府审批，进入了实施阶段。
为促进呈贡新城建设，昆明市政府决定，市级行政中心将于明年底搬迁到呈贡。２００３年，呈贡新城管理委员会成立，并开始组织实施重大基础建设。据昆明市建设局办公室杨主任介绍，呈贡新城的第一期核心期建设已启动，主要集中于行政中心和大学城的建设，下一步，将修建会展中心和铁路集装箱中心、花卉中心等。除市政府外，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云南白药厂以及昆明市签定的一些商贸项目等，都将落户呈贡。
呈贡距离昆明主市区１８公里。为解决两地交通问题，昆明市投资３０．１亿元修建的双向十车道的高速公路已于日前通车，将昆明到呈贡的行车时间从１小时左右缩短到１５－２０分钟。
据透露，行政中心搬迁后，还会修建宿舍楼，市级行政中心公务员将住在呈贡，以解决上下班问题。医院、教育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成为必然。
同时，昆明市还计划修建昆明主城区到呈贡的轻轨，以及引进巴士快速交通车辆系统。
预计，届时将有几十辆大巴穿梭于昆明主城和呈贡新城之间。
方案论证和资金来源
“现代新昆明”的规划用了很长时间，仅呈贡新城的规划，就耗时两年。“我们进行过无数次反复论证，开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论证会，请了国内顶尖专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各国专家来进行论证，比较国内外案例。”周峰越说。在新城概念规划上，进行了国内外招投标，１３家知名规划设计机构参加了投标，美国、日本的概念规划设计方案获得肯定。
因此，他认为，今天看到的规划，并非好大喜功的产物，而是理性发展的必然。他强调：“昆明的规划是呈块状的，实际是一个主城加５个卫星城，围绕滇池展开，每一块之间以农田，绿地等禁建区分隔，并非连得密密实实。如果不这么设计，城市将一圈圈无序地向周边蔓延，即使建到六环，也解决不了问题。”
巨额投资是建设新城的必要。据初步计算，“现代新昆明”的建设共需投入资金高达２０００亿元左右，仅呈贡新城重大基础建设的３３个项目，就计划投资２２８．８亿元，超过当年昆明迎接世博会三年投入的总和。“政府并没有进行太多投资，大多资金来自民间。”周峰越说。
他举例说，呈贡新城行政中心的建设，靠的是市政府将现行政中心所在地不动产置换而来的资金；大学城的建设可以获得回报；物流中心、花卉中心等都依靠民间投资。香港瑞安集团于日前和昆明市签订协议，负责投资开发草海周边的湿地和生态设施；日本协力银行也提供了贷款用于治理滇池。为多渠道筹措资金，对外，昆明每位市领导负责对口联系一至两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华人社团、商会和企业；对内，联系沿海城市，吸引国内大型企业的投资进驻。
不过，根据《云南日报》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昆明的市民们更愿意居住的城区仍然是主城区，即昆明老城。在参与调查的三类人群中，有５２％的普通市民、２４％的企业家、２８％的学者更倾向老城。
周峰越说：“按规划，随着呈贡新城的建设和市政府搬迁、新企业落户，老城区人口将疏散近１００万，愿意住在老城区的市民，可以继续住下来，并且会更加愉快。”
聊城：小城大变
本报记者 戴敦峰
“人尽皆知 景阳岗武松打虎，但却不知景阳岗在山东聊城。”２０年前，张春杰大学报到时，负责登记的老师就将他的家乡错写为“辽城”。
２０年后，张春杰可能不会再有这个“自卑”心理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聊城就是江北水城。”现任聊城建委总工程师的张春杰，端坐在城市建设总指挥部里，他的家乡聊城，现在因在央视播放“江北水城”形象广告而全国皆知。
总指挥部的楼下，是聊城的主干道----６０米宽，双向８车道的东昌路。道路两旁，“江北水城”巨幅广告牌随处可见。
不远处的东昌湖，半球形水城明珠大剧院坐落于西岸，占地面积９９００平方米，有３６３６个高档软椅座位，每个座位下面都配备有空调出风口。大剧院具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开启闭合功能，开时犹如悉尼歌剧院之壮观，闭合时则有中国国家大剧院之气魄。
湖的北岸是占地面积１０．５万平方米的水城广场，广场上有近２０００平方米的下沉式中心广场，玻璃回廊，水榭长廊，喷泉广场，以及２０米高的观光塔。
水城广场旁则是占地面积１２５１９平方米、５层楼高、形似大船的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８年之前，寂寂无名的聊城，还因环境脏乱差而被山东省领导点名批评，现在，它以一系列大手笔的城市建设，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得外界瞩目。
出租车司机邓林忠对此感受颇深，“过去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水，不穿水靴没法出门。这几年马路修好了，水靴都自动下岗了。”
更让邓林忠自豪的是，聊城的主干道都是６车道甚至８车道，外环路加上绿化隔离带有１００米宽，“开起车来真畅快”。
“江北水城”的巨变
变化自１９９８年始，当年，聊城撤地（区）设市，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决定首先给东昌湖“换衣服”。此前，东昌湖周边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政府强令拆除了周边的危棚简屋，进行环境治理，建起了龙腾广场和金凤广场，并在湖边修建了人行道。这项工程得到了市民的热烈拥护，到了夏夜，三三两两漫步湖边，或下棋唱戏，或散步纳凉，蔚为一景。
和东昌湖同时改造的还有曾给聊城带来辉煌的大运河。“以前这里是条死水河，堆满生活垃圾，臭气熏天。”邓林忠回忆。
如今的运河碧波荡漾，时见鱼虾游动，这一工程，同样大得民心。
“聊城既不临海，也没有山，要想发展，必须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水’正是聊城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说这番话的是聊城市委书记郭兆信，他在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中，这样解释聊城的发展思路，事实上，聊城自古就与水有缘，明清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发达，这里曾“舟楫如云，帆樯蔽日”，繁荣昌盛４００余年，但在２００５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９０１９元，低于山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约１４００元。在山东省１７个地市经济实力排名中，聊城位列倒数第四。
２０００年，聊城市委、市政府经过论证，决定把城市形象定位在园林式、生态型、卓越秀美的“中国江北水城”上，并提出把聊城建成全国著名旅游城市，成为济南乃至山东的西花园、京津及周边地区的度假村。
“聊城的地理位置并不差。”市建委新闻中心主任吴华军说，“从聊城四小时可进（北）京，四小时可下海（青岛），两小时可上天（济南机场）。”
２０００年聊城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江北水城”等３个品牌，为了推广这一概念，聊城还“托熟人联系优惠价”，在中央电视台４套节目投放了１５秒广告，一直播放至今。
“旅游业被定位为聊城的支柱产业。”规划局副局长白晶说。２００４年聊城接待国内外游客３８５．１８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１８．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８．１％。２００５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４４１．３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２２亿元。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９９．９８万人到２００５ 年的４４１万人，五年翻了一番多。
当然，“游客总量虽然不少，但人均消费不多。”一位当地政府官员说。按近两年的统计数据，来聊城的游客人均消费不足５００元。“去青岛的游客很多是从国外来的，来聊城的游客很多是农村的，本身消费能力就不强。”
这位官员也坦言，围绕东昌湖能够产生的旅游消费并不多，水城广场这样的公共设施都是免费开放的，虽然也有游船之类的收费项目，但并没有大幅度拉动旅游消费。
１／４财政收入用于城建
张春杰虽然是建委的总工程师，日常却呆在聊建大厦１２楼的建设总指挥部。除了张春杰之外，这里几乎抽调了城建的各个部门人员，集中办公。
２００６年聊城的城区城建投资预算６亿元，而２００５年的市财政总收入是２６．２４亿，城建投资近财政总收入的１ ／ ４。
对比前几年----２００３年的城建投资是１．６亿，２００４年是３．０２亿，２００５年是４．３亿，“今年无疑是城建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张春杰说。
为什么聊城要把近１ ／ ４的财政收入用在城建上？
“如果投资商来一看，道路也不通，整个城市就像个大农村，谁还来投资？”建委新闻中心主任吴华军说。
“城市建设是为经济服务的。”市规划局规划科科长李瑛认为，“要招商引资，既要有政策软环境，也要有城市建设硬环境。”“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聊城地处鲁西三省交界处，工业起点低，加上区位、人才、
技术等制约因素，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但聊城一直没有放弃实施工业带动战略。到２００５年，三次产业比例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３．５∶４１∶２５．５调整为１８．６∶５７．４∶２４，工业所占ＧＤＰ比例已经过半。
在过去的５年中，聊城累计完成城建投资５２亿元，其中聊城城区２２亿元。
李瑛以大连几年前的发展为例：当初老百姓也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拿出那么多资金投在城市建设上，现在看来，大连恰恰是从城市建设中得益匪浅。“总要有投入才能有产出。”
“十五”期间，聊城ＧＤＰ、地方财政收入均翻了一番还多，年均分别增长１５．４％ 和３２．４％。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就是城市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显著成果。
着眼未来之城
１００米宽的马路，１０公顷的城市广场，投资数千万元的博物馆和大剧院，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否合适？
据了解，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２００４年２月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确保城市建设健康发展。通知规定，城市主要干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４０米，中等城市不得超过５５米，大城市不得超过７０米；各地建设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的规模，
原则上，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ｌ公顷，中等城市不得超过２公顷，大城市不得超过３公顷，人口规模在２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不得超过５公顷。
“任何城市的规划都必须超前，起码要超前５到８年。如果按照今天的需求设计规划，那到了明天怎么办？”规划科科长李瑛说，聊城的这个总体规划最少是站在２０１０年的未来的。
按照２００４年审批的规划，聊城将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７５万城镇人口。根据我国的界定，５０万到１００万人口为大城市。也就是说到２０２０年时，聊城将成为一座大城市。
１９５８年聊城就有过一次“马路之争”。当时作城市总体规划，主干道东昌路被设定为６车道４０米宽，有人提出异议：聊城的经济并不发达，有必要把马路造那么宽么？
后来的规划坚持了４０米的方案。“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李瑛说，１９９８年确定新一轮总体规划时，东昌路计划拓到６０米宽，也有市民来问，为什么又要拓路？
“马路拓不拓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是经过审批程序的。”李瑛向市民解释说。
聊城于２００２年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城市规划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是市政府高层次的城市规划审议机构，重大项目委员会“说了算”。
本报记者了解到，委员会有４０多名成员组成，主任由市长担任，委员包括政府部门负责人、专业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教育界、学术界和群众代表。当进行重大决策时实行无记名投票，每位委员都有一票。
２００２年底审议水城广场、水城明珠和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项目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只有不到１０票持反对意见，这几个项目便以超过２／３票数支持而通过。”李瑛说。
委员会审议通过之后，规划局把规划项目对全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有的市民提出不要建水城广场，把这块地方挖了拓宽湖面，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讨论否决了这个提议。”李瑛说，也有一些合理化建议最终被采纳的，比如在广场上厕所的修建。
聊城的经济落后，但兴建超大规模的广场、博物馆、剧院是否合理？市规划局的一位负责人对此态度鲜明：“聊城一直比较落后，公共场所比较少。兴建这些也是市民的需要。”
矗立在东昌湖畔的水城明珠大剧院，如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每年五一、十一的时候这里会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平时也会出租给企业或政府开会，但平均使用率“大约一个月３次左右”，一位大剧院的工作人员说。
出租车司机邓林忠今年５月３日就带父母来大剧院里观看了豫剧《梨园春》戏曲晚会，他买的是最便宜的门票，５０元一张。
而更多的时候，这个既像悉尼歌剧院又貌似国家大剧院的华丽建筑，是作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存在的。普通参观费每人２０元，如果要打开拱形天顶或是打开舞台灯光还需要６００到１０００元不等。大剧院门口竖立的告示牌，对此明码标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