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7日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召开宣判大会，对充当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七名罪犯进行宣判。

　　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

　　意大利人马迪儒被判无期徒刑；法国人魏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意大利人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德国人甘斯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中国人马新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宣判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立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枪决!

　　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外国人!

　　在押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去天桥刑场的途中，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人头攒动，万人空巷。他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尾随囚车到达天桥刑场。中国人民是那样的欢吹鼓舞，那样的开心，那样的扬眉吐气!

　　难道不是吗?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人民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尤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宰割和压迫。他们从来没有扬眉吐气过，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敢于高举正义之剑，斩断帝国主义强盗的魔爪!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就在这一天，已经撤离到香港的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柯乐伯，蜷缩在领事馆里，他像被重拳击懵了，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眼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面对在中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他还有什么说的呢?美国原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却与柯乐伯不一样，他在屋子里气急败坏地踱来踱去，嘴里还不住地喊着：“中国人疯了，疯了……我要去联合国控告他们!”

　　1950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保卫部的方科长匆匆来到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28号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研处驻地，要求尽快见到李广祥处长，孙有光同志把他领到李处长的办公室，二人简短寒暄几句，方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一袋外文材料递给了李广祥，说：“这是杨部长(当时杨奇清副部长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让我把这些材料送给你们，这些材料是在北京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北平分支机构和美国大使馆与其他外国人来往的材料，没有整理还有些零乱。”李广祥非常感谢总政保卫部的支持，并布置调研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抓紧时间去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几个大学物色外文翻译人员，争取尽快把这些外文材料翻译出来。

　　经过半个月突击翻译，一袋外文材料全部被翻译成中文。李广祥处长把翻译的中文看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材料很零乱，从这些材料中也看不出有多少敌情。

　　成润之说：“处长，不要看这些材料没有头绪很零乱，但得来也是很不容易呀!这是在北平解放前，我们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起来的呀!”“是的。”李广祥处长严肃的神情缓和了一些，“虽然材料很零乱，但从材料上能反映出外国间谍机关在北京的地址和一些可疑的外国人，如柯乐伯、包瑞德、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哲纳、马迪儒等。这对我侦查工作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材料!”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来了，他听了听李广祥的汇报，又翻翻译文稿，沉思了一会儿，说：“对这些材料不能一份一份孤立地去看。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要深入调查，把这些死材料变成活材料才行。”

　　杨奇清副部长分析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的情况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长期居住中国的普通侨民；二是在中国外资办的经济、金融、文化机构和宗教团体中任职的外国人；三是解放前在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工作，解放后尚未撤走的人员；四是日本投降后，未遣返回国的日本人；五是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这五种外国人除第一种外，其余四种人中不乏外国间谍。

　　杨奇清副部长说完，又沉思了一会儿，指示道：“你们可去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一下，这些外文材料是谁提供的，可找提供材料的同志调查一下，也许可以得到材料以外的一些情况，这样材料也就活了起来，我们的侦查就有了方向了。”

　　李广祥等同志听了以后，如醍醐灌顶，思路明朗了许多，表示一定按杨副部长指示去做!

　　曹纯之和一位侦查员很快去了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到提供材料最多的是陈某。陈某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日语教授。于是，曹纯之很快找到了陈教授，陈教授提供了许多过去没有掌握的情况。

　　根据陈教授介绍，日本投降后在北京东四三条不知何时建立了一个美国人的机关，对外称是“美国新闻处”，也没有挂牌子。起初，国民党显要人物经常到那里去，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他又得知各国的侨民经常出入这个机关。他以教授的身份与外国侨民的接触中得知，北京东四三条这个美国人的机关，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到这里来的多数是长期来往平、津、保(保定)三角地区的德、意、日籍的显赫人物。这就是说，这些人物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保护，美国情报机关取代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平、津、保地区的间谍机构，并且还利用这些国家的间谍分子从事间谍和其他的破坏活动。陈教授平时注意了这些人的活动，并把它记录下来，材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形成的。陈教授还介绍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马迪儒，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的一些情况。

　　调查回来之后，曹纯之向李广祥处长作了汇报：“听了陈教授的情况介绍，一些材料活了，如北平解放前夕，东四三条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关，该机关撤走后，我们不掌握这里还有分支机关，我们侦查工作就有了重点。这些材料还需要去伪存真，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由于受材料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每份材料都搞得一点出入都没有!这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调查。我们要动用一切侦查手段对这些可疑的外国人进行侦查。下一步工作，就先从这些人的历史活动入手!”

　　李广祥表示同意，并指示曹纯之写一个立案侦查报告，报杨奇清副部长审批。

　　李广祥还指示曹纯之道：“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我们进行侦查，并希望他们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对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侦破工作，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反动气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做出贡献。”寻找侦查的突破口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公安部指示精神，积极配合公安部对帝国主义间谍的侦查，同时根据北京的具体情况，采取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帝国主义间谍及其组织给予坚决的打击和摧毁。

　　北京解放初期，同帝国主义间谍作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敌情不明。这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的情况了如指掌，是因为在北京解放前夕，担任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较高职务的人，向我起义投诚，并给我们提供了翔实的组织情况和名单，所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打击国民党特务时，情况明，行动快，干脆、利索、准确、彻底。但对帝国主义间谍，明明知道他们肆无忌惮地搜集我们的情报，却不知从哪里下手。但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党中央在1948年10月西柏坡政治局会议关于北平接管外事工作所确定的“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惩办外国人中不法分子”指示精神，克服困难，艰难起步，积极发现敌情线索，寻找侦破的突破口。

　　北京解放初期，北京公安局治安处成立外侨管理科，为了摸清北京市外国人的情况，于1949年7月对北京市全部外国人进行登记，并明令外国使馆人员一律按外侨登记。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狄飞，经请示市局党委同意，派出侦查员和外侨管理科的同志一起做此项工作。这样，就把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外侨登记中，外侨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对外侨逐人进行谈话，把谈话情况做了记录，制作了卡片，要求外侨每人交照片一张，填好登记表，从而掌握了外侨的住址、姓名、国籍、职业等情况。同时，还要求外侨写一个小传，这样对外侨的历史情况也清楚了。

　　从7月11日开始到8月底，除12岁以下小孩216人未作登记外，共登记了1679人。

　　侦查处的侦查员对登记的1679名外侨进行分析、调查、甄别，发现18名外侨有间谍嫌疑。侦讯处对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作进一步侦查，这样北京市公安局在打击帝国主义间谍方面寻找到了突破口。

　　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魏智、马迪儒等人册中有名，这些帝国主义间谍重点嫌疑人，已纳入了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视线之中。

　　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侦查员小孙和小许，准备跟踪一个间谍嫌疑人，此人是日本医生吉泽国雄。他们知道他在东单二条开诊所，但不知道这个人的面貌特征，跟踪无从下手。怎么办呢?一天下午，二人来到管辖东单二条的校尉派出所，找到了派出所所长徐建新。

　　“徐所长，你是‘地方官’，想个办法让我们认识一下吉泽国雄呀!”小孙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好办。”徐建新所长停顿一下，说：“这样吧，待会儿，天要黑的时候，我去吉泽国雄诊所，就说我不舒服，让他给我检查身体，你们二人也穿上警服和我一同去，把他的相貌特征记下来，不就行了吗?”

　　小孙、小许齐声说：“好主意，就这么办!”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徐建新所长给他们找了两套警服，小孙和小许穿起来很合体，把大盖帽压得低低的，跟着徐建新所长到吉泽国雄的诊所“看病”去了。

　　吉泽国雄的诊所位于东单二条中段路南，是一个独家居住的小四合院。他们进院后，房东以为他们是来查户口的，把他们领进东厢房的会客室。吉泽国雄的妻子是中国人，有一个三岁小男孩。会客室还有一个日本人，吉泽国雄和徐建新都认识他。吉泽国雄指着那个日本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日本同乡，他叫山口隆一，在法文图书馆工作，他下班来这里拿些药。”山口隆一也用中国话跟他们打了招呼。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正为侦查山口隆一犯难的时候，在这里却意外地碰见了他!

　　山口隆一打完招呼就走了。小孙和小许把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记在脑海里：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长方脸，留着小胡子，走起路来像军人走正步似的。

　　山口隆一走后，徐所长说明了来意，吉泽国雄把他们领到北房的诊疗室。他认真地给徐建新检查一番，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工作劳累的原因，消化不好要多休息，要多喝水，慢慢就好了。”吉泽国雄开了药，他们就出来了。

　　不久，吉泽国雄带着老婆孩子回日本去了。

　　不管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侦查员，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员，像小孙和小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山口隆一还是第一次，为此，公安部政保局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通报了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等情况，以有利以后对山口隆一的侦查。

　　他们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经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清晰了。

　　李安东，男，时年55岁，意大利人，1896年生于中国的上海。1906年回意大利，在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1919年返回中国，一贯从事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1923—1924年，他在天津开设义亚公司，曾将飞机、大炮售给北洋军阀曹锟，挑拨中国打内战，实施“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权术。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李安东自称支部长。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派遣“意国空军指挥团”来中国，李安东任该团秘书长。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入飞机，并在南昌、洛阳等地建筑飞机场，建立空军学校，训练空军人员。

　　李安东不但是个法西斯党徒，而且是多国职业间谍。二战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情报机关搜集情报。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华北时，与日寇“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间谍日高富明勾结，从事间谍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帮助日寇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安东被控为战犯，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十一战区将其逮捕。

　　李安东被捕后，几次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司徒雷登帮助他澄清问题。司徒雷登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提出的条件是“要与美国进一步建立关系后则可协助”。

　　不久，国民党十一战区军事法庭以“起诉理由不充分”为由，将李安东释放。

　　李安东出狱后，又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然而，李安东并不完全了解他被捕的真实情况，李安东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已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掌握，美国战略情报局想把李安东这个多国职业间谍，拉入自己的麾下，为美国的情报机关服务。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被释放半年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匆匆赶赴李安东家中看望，以示关心，也以此拉拢感情。后又邀请李安东夫妇去他家共进午宴。宴会上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瑞德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报任务，李安东受宠若惊。事后，李安东特意给包瑞德写了一封表决心的信，说：“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从此，李安东这个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党徒，便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与包瑞德发生情报关系以后，积极为美国效劳，他发展了日本人山口隆一，法国人魏智、亨利，意大利人马迪儒主教、哲立及德国人甘斯纳等人为情报员，不遗余力地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截止到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向包瑞德提供情报达115件之多。

　　山口隆一，中文名字叫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日本侵华后来到中国，先后在青岛船舶联合局、华北行业总工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等职，1944年调任航业总会北平办事处任副处长，专门负责与日本军部、日本驻华大使馆联络事务，同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命山口隆一为华北航业总公司董事。

　　山口隆一还在日本特务机关“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任职，充当日本间谍，搜集华北沿海地区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情报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及解放区的情报。

　　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被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留用，负责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颁发委任状，委任山口隆一为这个所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后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特务机关)直接领导，从各国新闻和杂志中搜集大量苏联情报。山口隆一也是个多国职业间谍，他不但是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美国间谍。1946年1月，山口隆一在北平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任情报员，直至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夕，先后受巴帝古、约翰生、富杜伦、斯蒂文斯、时德富、魏斯特、麦智等美国间谍的领导，他负责搜集国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情报，先后共收集并提供情报460余件。

　　1948年3月，山口隆一与李安东发生情报关系，他把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李安东，由李安东再提供给美国情报部门。

　　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武官包瑞德领导。山口隆一隐藏在东交民巷台基厂法国人魏智开设的法文图书馆内，以“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的身份作掩护，与魏智共同搜集情报提供给包瑞德。

　　为了逃避北京市人民公安机关的侦查，山口隆一与日本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取得联系，以其驻北京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个会社的财阀是涩泽敬三，涩泽敬三是日本当时四大财阀之一，涩泽本人曾任日本投降前最后一任日本财相，可见涩泽敬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财力上都具有强大的优势，山口隆一与这个株式会社取得联系后向该社提供大量的情报。经包瑞德协商与操作这些情报又飞到美国驻日本的美军总部去了。包瑞德对此非常满意，有一次见到山口隆一，拍着他的肩头微笑着说：“东京方面一切都没有问题，任何寄到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情报，盟军均可获悉。”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侦查美国间谍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过程中，还发现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马迪儒主教与他们来往密切，经缜密侦查证实，马迪儒，时年64岁，意大利人，1925 年奉“罗马教廷”之命来中国，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马迪儒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马迪儒搜集易县一带八路军军事情报，同意和欢迎日本军队入驻其教堂进行休整。北平解放前夕，马迪儒以“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北平代表”的身份来到北平，经李安东介绍认识包瑞德，开始充当美国间谍，他每月向包瑞德提供情报二三次，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共提供情报40余份。还发现，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法国人魏智，北京义和洋行经理、意大利人哲立；中国任宝世公司北平代理人德国人甘斯纳，以及中国人马新清，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他们与包瑞德、李安东都有情报关系。

　　1950年4月初的一天，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似乎比以往人多了起来，经侦查得知，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伯、副领事法约翰在这里召开午餐会。

　　这个午餐会，是最后的“午餐”，也可以说是告别午餐会。因总领事柯乐伯已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命令：领事馆撤离中国大陆，除柯乐伯和一部分人员先撤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回美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中国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

　　“无可奈何花落去”，柯乐伯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沮丧、失落、忧郁。但他还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痛苦，强作笑容地来和这里的客人们寒暄、应酬着。

　　今天，包瑞德和柯乐伯不一样，虽为午餐会忙碌着，但他似乎没有柯乐伯那种失败的感觉，却有与共产主义干到底的心情，他谈笑风生，像没有事似的!包瑞德也要撤到香港去。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也来了。李安东和柯乐伯早认识并有来往。山口隆一1949年底才认识柯乐伯的，并为柯乐伯收集了不少情报和中国书籍，如《新疆图志》、《中国分省地图》等等。

　　他们心里有底，因包瑞德已向他们通报了美国领事馆和武官处都要撤走的消息，并布置他们继续留在北京，为美国搜集情报。

　　柯乐伯做了一个简短的祝酒词，便到一边喝酒去了。

　　尽管柯乐伯力争想把最后的午餐会搞得热闹一些，但气氛仍显得冷清，大家谈话很少，而且很谨慎，都像有心事似的。偶然谈到一些如中国技术人员对苏联技术人员不满呀，中共对日本技术人员待遇不好等等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为了掩盖其间谍身份，在公共场合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不坐在一起，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各在一个桌子上和其他客人就餐。

　　午餐会将近尾声，包瑞德端起酒杯先后走到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桌前，语意双关地说了同一句话：“祝你今后‘生意’兴隆，希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1950年仲夏，天气酷热难熬。傍晚时分，北京市民才走出家门在大街上乘凉。

　　崇文门内大街是贯穿北京古城的大干线，每天车辆如流，人头攒动。在崇文门通向磁器口马路的便道上，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衣、蓝裤子的小个子在慢慢行走，不时用眼的余光注意车流中的汽车。这时，一辆黑色小卧车从北向南急驰而来，当这辆汽车靠近这个人时，汽车减速缓慢行使，然后停在这个人面前，车门打开了，这个小个子迅速地钻进汽车，汽车径直向南驶去，然后消失在来往的车流之中。

　　这一举动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没有逃脱侦查员的眼睛。

　　这个小个子就是山口隆一，车上坐着的就是李安东。

　　山口隆一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李安东，这里有情报和其他“重要”材料。李安东给了山口隆一70美元活动经费。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车上用外语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两个职业杀手紧紧握手。两个人的脸上现出一丝阴森的、充满杀机的笑意。

　　汽车驶到天坛公园北门附近，山口隆一迅速下车，走进人群里，汽车飞也似的向南驶去。

　　李安东亲自和山口隆一接头，这还是第一次，过去都是由其他间谍来做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握手是第二次握手，1946年第一次见面时握过手，平时即使碰面，两人也好像陌生人一样，不说话更不握手。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侦查员把侦查到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狄飞处长。狄飞处长做出批示，要求侦查员高度注意这两个阴谋家的动向。

　　一张可疑的天安门射击草图

　　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内装十封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张绘制天安门射击草图稿，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指向两个目标，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狄飞，看到这张截获的天安门射击草图，大为吃惊，这是试验消防灭火压水机的草图吗?古今中外，凡搞阴谋的人，谁都不会明目张胆地、露骨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总是用密码、暗语、代号作为间谍活动的工具，或用公开的合法的形式掩盖自己的间谍活动以及目的。天安门不是普通的地方，过去是帝王活动场所，现在是中央领导同志节日里检阅部队并和群众见面的地方，天安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安门，她是国家的象征，是一个政治概念。敌人明目张胆画出毛泽东所站的位置，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面对如此严峻的敌情，不能太幼稚了，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狄飞很快将此案件报告给市局和冯基平副局长，并拿着截获的天安门射击草图和几封信的原件来到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

　　李广祥处长对此事很重视，并对狄飞同志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大加赞赏。曹纯之、成润之、孙有光等同志都围过来，传看这张草图。曹纯之说：“7月份我们一个外线侦查组，发现山口隆一在天安门前画着什么，原来是在画这张草图呀!”

　　“假设敌人画的抛物线，是炮弹的弹道。我们侦查的这几个间谍的工作和居住地方，离天安门都不远，那是很危险的呀!”成润之声音很大，情绪有些激动。

　　李广祥紧皱眉头，问身边的孙有光：“小孙同志，你是部队来的，学过兵器，你看了这张图有什么想法?”

　　“我是新同志，我提点看法，不见得对，仅供参考。”孙有光清了清嗓子说：“我看这张图是把天安门作为炮击目标，炮是曲线武器。我在军事大学学过炮，最小是六零迫击炮，射角是45°—85°，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是3500米，如果六零迫击炮架在这些侦查对象任何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向天安门发射，天安门都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李安东、山口隆一、甘斯纳住在甘雨胡同，离天安门最远，但直线距离没有超过2000米。哲立住在南池子官豆腐房胡同南口，离天安门只有500米。李安东是军火商，如果他们确实有炮，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李广祥朝孙有光点点头，表示赞同。

　　狄飞处长说：“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证据逮捕这些间谍。我们截获山口隆一的天安门射击草图是很重要的证据。退一步讲，就是没有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单凭他们搜集我们的情报这一条，就可以逮捕他们。”

　　李广祥最后总结说：“大家分析得很好，大家的心情我也很理解。我把这些情况向杨奇清副部长汇报一下，不过逮捕外国人需周恩来总理批准才行。希望同志们更加努力地做好分工的侦查工作。狄飞同志回去后，向侦讯处的同志们问候，你们这一段侦查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希再接再厉，我们不但要控制好这几个间谍分子，而且也要做好社会治安的其他工作，决不能让敌人在我们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期间搞破坏!”

　　一天下午，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的侦查员发现，一个年龄近三十岁，打扮入时的妖艳女郎去找哲立，见哲立家的门锁着，便返了回来，在大门口附近碰到了哲立从外面回来，两人用外语说了一段话，这个女郎便匆匆离去。

　　因哲立是被侦查对象，来找哲立的人也要侦查清楚。于是侦查员便跟踪这个女郎。经几个小时的周旋、跟踪，最后见这个女郎走进西单一个胡同的35号院子里。

　　经过调查，这个院子里的户主叫冯娜，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助教。该户还在派出所申报了一个临时户口。申报人的名字叫冯梦，是冯娜的大姐，刚从香港来。看来，侦查员跟踪的这个女郎便是冯梦了。

　　从香港来的人要见侦查对象美国间谍哲立，不能不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曹纯之、成润之各带一名侦查员，走访知情人，对冯娜、冯梦进行调查了解。

　　经查，冯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向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哲立的夫人霍尔瓦特?依夫娜学过钢琴。日本投降后，霍尔瓦特?依夫娜曾与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姘居。1950年4月，包瑞德携霍尔瓦特?依夫娜逃到香港。

　　冯梦是冯娜的大姐，刚从香港来，名义上是来探亲的。冯梦的丈夫是英国人，与包瑞德是好朋友。

　　看来，冯娜和冯梦都与包瑞德扯上了关系。曹纯之经请示李广祥处长同意，决定对冯娜、冯梦的住宅进行秘密检查。

　　经检查，在冯梦的袖珍胭脂包里发现了包瑞德的一张半截名片。

　　半截名片，说明什么?在昭示什么?曹纯之、成润之等参加秘密检查的同志都对此迷惑不解。第二天，曹纯之、成润之把冯梦叫到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

　　冯梦一进派出所，就吓得脸色苍白，两腿哆嗦着，不知所措。

　　曹纯之问完她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后，开门见山地问冯梦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

　　冯梦说：“这次主要是探亲，来看望年迈的母亲；其次，受朋友之托，卖掉存在我家的钢琴。”

　　“受哪个朋友之托?有什么物件做证明吗?”曹纯之在向半截名片这个需要弄清的问题上引导。

　　“包瑞德是我丈夫的朋友，受包瑞德之托，让哲立卖掉存在我家的霍尔瓦特?依夫娜的钢琴。没有什么物件来证明，只要拿着包瑞德的半截名片让哲立看一下就行了。”冯梦不敢隐瞒，如实做了回答。

　　曹纯之大为不解，态度有些生硬地反驳道：“这就奇怪了，霍尔瓦?依夫娜和哲立是夫妻关系，霍尔瓦特?依夫娜的钢琴，就是哲立的钢琴，为什么还用包瑞德的半截名片来联系卖钢琴?你说的不是事实!”

　　冯梦也着急起来，大声嚷起来：“这是我先生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曹纯之生气地说：“如果你不老实地把这件事交代清楚，对你是不利的!”

　　成润之语气温和地说：“你是中国人，咱们是炎黄子孙，常言道，血浓于水，任何力量都割不断我们息息相通的血脉。所以，你把你知道的，应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领导同志。”冯梦态度温和了许多：“包瑞德让我见到哲立，拿出他的半截名片，就说包瑞德向他问好，祝义和洋行生意兴隆，一切顺利。别的话，真的没有说。”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曹纯之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包瑞德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们以办什么洋行掩护自己的间谍身份。你丈夫与包瑞德有联系，这是事实吧，难道这些情况你也不清楚?”

　　冯梦十分吃惊，又有些害怕，声音颤抖地说：“我的天啊!我真糊涂，我真的不知道，我先生也是那种人!害得我不知不觉地犯了罪。这可怎么办啊!?”

　　曹纯之和成润之交换了一下眼色，判定冯梦确实不知道内情。

　　成润之态度和蔼地说：“我认为，你可能不知道你丈夫和包瑞德等人进行活动的内情，但你如果有点爱国之心、有点炎黄子孙的良心的话，希望你今后将有关包瑞德和你先生等人的情况，向我们报告，可以吗?”

　　冯梦有些激动地说：“可以，可以。我是炎黄子孙，新中国是我的‘娘家’。那么有情况时，我报告给谁啊?”

　　曹纯之说：“到时候有人和你联系!”成润之继续做思想工作：“今天我们的谈话，谁也不能告诉，尤其是你先生。不但不能告诉他什么，而且在他面前说话要谨慎。你要按时回香港，回去之前，哪里都不要去，除了家人以外，少接触或不接触他人，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曹纯之加了一句：“这是纪律!”

　　冯梦如释重负，轻松地笑了笑：“请二位领导放心，我一定照办!”

　　冯梦走后，曹纯之对成润之说：“包瑞德的半截名片是个秘密，为什么包瑞德拿半截名片和哲立联系呢?为什么不拿整个名片，或者索性不拿名片呢?”

　　“你说得对!”成润之说道：“冯梦带来包瑞德问候的一句话，‘祝一切顺利’这是不是双关语呀!”

　　曹纯之点点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值得注意啊!北京市局截获了天安门射击草稿，现在又发现包瑞德拿半截名片来联系。润之，咱们需要向李广祥处长和杨奇清副部长汇报一下工作，研究一下案情了。”

　　成润之点点头，表示同意。

　　为了保证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的绝对安全，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嚣张气焰，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决定对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的首要分子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七人实施逮捕。

　　逮捕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常言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根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的指示精神，在国庆节前，先把最危险的、阴谋炮击天安门的骨干分子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马新清五人实施逮捕。因马迪儒、魏智有较稳定的职业做掩护，也容易吸引敌人，决定对之再侦查一段时间，以便扩大线索和获取更多的罪证，再实施逮捕。

　　9月26日下午，前来参加逮捕行动的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的侦查员陆续到齐，东北公安部也派来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参加这次逮捕行动。李广祥作了动员，并对各单位所承担的任务作了分工。

　　晚9时前，各单位到达执行任务的各点守候，9时整统一行动。

　　当实施逮捕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叫开甘雨胡同乙17号大门时，屋子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谁?”侦查员立即回答：“派出所的，查一下户口。”侦查员迅速走进卧室，枪口对准了那个答话的男子的头部。“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看到卧室内是一位秃顶、瘦骨嶙峋、细高个的外国人，便谨慎地问道。

　 “李安东。”屋内的外国人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答道。

　　“哪国人?”“意大利人。”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请签字。”

　　“我抗议，你们非法逮捕我，我要去国际法庭控告你们!”李安东过去虽然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今天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但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惧，声音在微微发颤。

　　“那是你的自由，李安东先生!”侦查员斩钉截铁地说。

　　李安东看了看怒目而视的中国公安人员，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侦查员迅速给他带上手铐，押上囚车。

　　逮捕山口隆一也比较顺利。当执行逮捕的侦查员走到他跟前时，他感到大势已去，过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他，现在成了一摊烂泥。他乖乖地签了字，戴上手铐，上了囚车。

　　甘斯纳、哲立相继落入法网。在哲立的家中，发现马新清也在那里。侦查员也将其逮捕。

　　经过搜查，在李安东住所搜出手枪一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国民党南昌防空演习总裁部聘函一件，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所发的“身份证明书”两件，以及李安东供给包瑞德的情报底稿，李安东和包瑞德、山口隆一等有关间谍的活动地来往函电等525件，氰化钾毒药两包。

　　使侦查员吃惊的是，在李安东的住所里，搜出六零迫击炮一门!

　　在山口隆一的住所内，搜出天安门射击草图一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派令等12件，情报底稿48件，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履历卡210件，与李安东从事间谍活动的来往信件以及情报材料、间谍证件等1093件。

　　在哲立、甘斯纳、马新清的住所里，也搜出大量情报底稿等罪证。

　　9月26日的行动，解除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五名最危险的间谍的武装，保证了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国庆大典的安全。

　　又经过一段时间侦查，获得大量证据，人民公安机关于1951年3月11日和5月12日分别将魏智、马迪儒逮捕。在马迪儒所在的西兹府的教堂里搜出八二迫击炮一门!炮弹、步枪、手枪子弹259发，手榴弹八枚，兵器零件273件，以及关于“四平街战役”、抚顺、察哈尔、宣化和佳木斯等地情况的情报底稿16 件。

　　至此，阴谋炮击天安门的七名罪犯全部落网。

　　在预审室里，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神情沮丧，以往的神气劲全看不到了。在预审员强有力的思想攻势下，他们不得不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你有哪些武器弹药?”预审员在掌握确凿的证据后，开门见山地问李安东。

　　“我有迫击炮一门，手榴弹六个，手枪一支，还有迫击炮弹和几百发子弹。”李安东心里明白，这些东西公安局已经掌握，不交代是不行的。

　　“迫击炮口径多少厘米?”

　　“5厘米。”

　　“这些武器弹药，解放后你登记过吗?”

　　“没有。”

　　“这些武器你隐藏在何处?”

　　“在甘雨胡同乙17号，我家里藏有迫击炮一门，手枪一支。在西兹府甲6号马迪儒住处藏有炮弹、手榴弹、子弹等。”

　　“这些武器作什么用?”预审员切入要害，紧追不舍。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或借给别人用。”李安东在关键问题上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它?”预审员抓住李安东说的话，紧追不放。

　　“我和山口隆一共同说过。”李安东觉得这个说法不妥，立即改变语气说：“我说过可以在天安门那个地方试一试。”

　　“你是怎么说的?”预审员一脸严肃，不给李安东喘息机会，继续追问下去。

　　“1950年八九月份，我和山口隆一在汽车上谈到，要等中国政府要人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当时，山口隆一说，这是冒险行为，我说，只有冒险，才有希望，才能干出大事业来。”

　　李安东说完，看了一下预审员愤怒的脸，低下头来。一阵秋风吹进预审室，李安东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山口隆一在被捕以后的审讯中，百般抵赖，拒不交代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开始否认自己在搞间谍活动。当从他家内搜出大量情报底稿和往来信件等证据后，他才供认自己的间谍活动，对绘制天安门射击图这个重大问题，山口隆一一直闪烁其词，不敢承认自己的阴谋。直到1951年1月20日才完全招认。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预审员直截了当地说。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山口隆一看看预审员的脸色，慢慢地低下了头。

　　“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上站着。”

　　“图上的那个人指的是谁?”预审员愤怒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有些恐惧。

　　“图上的那个人是毛泽东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有画出来。”山口隆一又瞥了一下预审员的脸色，低着头，说话的声音很低。

　　“你画的天安门射击草图，给谁寄去?”预审员继续追问。

　　“寄给东京盟军总部。”

　　“目的是什么?”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是指给他们天安门上毛主席所在位置的目标。”

　　“指给这个目标做什么?”

　　“他们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山口隆一说完之后，叹了一口气。

　　“你还想过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又抬起头，声音怯怯地说：“我想做冒险的射击。”

　　“还想些什么?”预审员紧追不舍。

　　“我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山口隆一一再为自己辩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也敌视，这是我的思想……”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供词，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两个冒险家的丑恶嘴脸和铤而走险的罪恶行径。然而，这些逆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对阴谋炮击天安门罪犯进行判决，七名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犹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黄河九曲终要东流去，螳臂焉能挡车行，几个跳梁小丑怎么能挡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50年代末期，中国艺术家以“阴谋炮击天安门”这个案例为素材，创作了名为《国庆十点钟》的电影片，风靡全国，引起轰动，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遗憾的是，影片中把美国间谍妄图炮击天安门的史实改为国民党特务所为，这大概是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