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欧洲人，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应当避免自以为是。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就达到一个法治国家的质量。我提议大家多一些耐心，不要忽视中国的实际现状。我在１９９９年提出了德中法制对话的倡议。这种对话有助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进程，因为只有一个内部稳定、社会公正的法治中国，才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个可靠的、有责任感的伙伴。

１９９８年秋担任总理后，我计划首次正式访华的时间是１９９９年５月。访华各站早已确定，代表团成员也已确定。我不想因为那个事件（指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事件----译者注）而放弃我们已精心准备的会谈和参观日程。

不过，代表团的行程有所推迟，我只带了施泰纳和海耶二人（前者是总理外事顾问，后者是总理府新闻发言人，均为施罗德的亲信----译者注），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飞过去１０个小时，停留短短几小时，返程又是１０小时。但是，此次访问对我非常重要。我认为，我应当作为（北约）联盟代表就那个事件坦诚、公开地向中国政府表达歉意。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保住颜面。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道歉并非没有效果。中国的媒体对我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报道。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

原本可以取消的访华之行，在我看来是制定对华新政策的切入点。因此，我想在这里离开主题写一点背景情况。在我就任总理之初，我就十分重视改善德中关系。因而我作出决定，每年至少访华一次。作为全世界出口能力最强的德国，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当然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德中经贸关系的成就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间，贸易额增长了两倍，达到６００多亿欧元。我坚信，经济交往的新需求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的迅猛增长带来的现代化冲击，也会加速中国社会、尤其是各个城市的开放。

然而，经济合作仅仅是德中关系的一部分。中国在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中国在运用其影响力时是十分负责任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及在克服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未来，无论何种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例如保护气候、能源政策和保卫和平方面----离开中国都无法应对。因此，我历来一直支持这个国家的（世界）多极化政策的努力。

欧盟也就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在所有领域扩大关系作出了决定。德国的中国政策从来没有违背过欧洲战略，即使在是否应当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激烈讨论中（１９８９年欧盟作出了大范围制裁中国的决议，但是过了短短几个月后就解除了其他制裁，只是象征性地维持着军售禁令）。

在时隔几乎２０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军售禁令是一种歧视，于是欧盟决定努力解除禁令，因为这个禁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陷阱：基于出口限制规定，武器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政治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愿望。我仍然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国际政治中，必须始终谨慎考虑制裁行动。制裁的目的是隔离，这种手段在某些案例中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当你在同一个国家进行对话时，当你愿意与之改善关系时，就必须具有重新取消制裁的意愿。普罗迪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如今也能够这样看问题，我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