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谭天媚/这位最受中共敬重的港人，也受左中右派敬重。韩战期间他突破西方封锁运送物资给中国，长期受港英刁难；他敢说真话，六四后仍视退党的前新华社高官何铭思为知己，加以倚重。

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商人霍英东，与癌症搏斗了二十多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几个月来一直住院的霍英东，那天下午病情突然恶化，但那一刻他很平静，因为他见过了所有关心他病情的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领导人，也有他的一大批同辈或后辈知己良朋，当然，还有他挚爱的家人。傍晚七时，霍英东平静地离去，一位香港传奇人物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十月三十一日，霍英东的灵柩覆盖着五星红旗由专机运抵香港，达成了他最后「要回家」的愿望。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香港为霍英东举行简单而隆重的追悼会。北京方面曾有意在北京为他举办追悼活动，但了解到霍英东「生在香港葬在香港」的遗愿后，北京方面充分理解，马上组成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任主任，副主任则包括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廖晖、现任政协副主席的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及现任特首曾荫权，协助霍家办理霍英东的身后事。

官方新华社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着名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道尽霍英东精采的一生。

助中国重返国际体坛

每当中共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伸出援手：五十年代初韩战爆发，他打破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冒险用自己的船队向中国内地运送物资；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他到中国大陆大举投资；中国要重回国际体坛，他亲力亲为。但霍英东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年港英当局对他百般阻挠。然而，他也因此成为首名当国家领导人的香港人，得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如总理周恩来，第二、第三代的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如今第四代的胡锦涛、嶎鑑宝这样的跨代绝对信任。一位北京官员告诉亚洲周刊：「中央信任的香港人很多，包括两位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但得到几代领导人共同信任和友谊的，则只有霍先生。」

霍英东为人厚道，从不发表过激的言论。被视为香港民主派精神领袖的李柱铭说：「霍先生从没有批评过我们争取民主。」一向立场鲜明支持民主派的《苹果日报》连日大幅报道霍英东死讯，评价相当正面。香港不少年轻人也纷纷在网上留言，表达对霍英东的敬重。特首曾荫权说霍英东的去世是香港的重大损失；前特首董建华更哀恸「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一位朋友」。

一个传统爱国人士能得到不同政见阵营的由衷尊敬，在香港也许只有霍英东。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是对六四事件后退党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北京当局驻港机构）副秘书长何铭思始终如一的信任。即使北京要他与这位退党干部划清界线，他从不放弃。何铭思退党后，霍英东请他出任霍英东基金会主席，何铭思得以继续以非党员身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力。许多人对霍英东都肃然起敬。认识霍英东四十多年的何铭思透露，早在中国还未开放的一九七二年，霍英东率儿女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七三年组织地产商去北京、上海参观。当中有郑裕彤、郭德胜、冯景禧、李福兆等。

广州建白天鹅宾馆

七十年代末，霍英东在广州投资建了首家中外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其他地产商则投资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之后，香港富豪们纷纷北上。一九七八年一批富豪的第二代，以香港青年企业家名义也去了中国内地，其中美心集团的伍淑清更协助父亲，在邓小平亲自首肯下，与民航局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企业。许多港商放心去内地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霍英东的影响。近年，霍英东投入五十多亿，把家乡番禺南沙改造成有科技园、物流中心、客运码头、世贸中心大楼等设施的现代化城市。过程中虽被地方贪官百般阻挠，霍英东从不放弃，更不利用自己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找特殊关系解决难题。有中方官员曾深有感触地对亚洲周刊说：「香港商人一般都很实际，往往还利用关系争取更多利益，当然这无可厚非；但霍老到内地投资，利润一分钱也不拿回香港，全部留在内地再发展，实在难得。」

霍英东不利用私人关系为自己谋利益，但却用尽其在国际间人脉为国家做事。他出钱出力协助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北京得以取得零八年奥运主办权，霍英东是关键游说人物之一，他和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也成为好朋友。本刊三十五期「新闻眼」报道，今年初霍英东在北京住院时，对前来探望的香港朋友说过，一定要支持到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奥运开幕的那一天，因为那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朋友和医护人员也常以奥运作为医治霍英东的「心药」。可惜，霍英东终归未能等到奥运五环旗在中国升起的那一天。

邓小平当年未能等到香港回归那一天，霍英东也等不到北京奥运那一天，可谓天意弄人。霍英东曾极力说服邓小平和中共领导层，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继续繁荣，才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他的进言，加强了邓小平坚持一国两制的信念。

爱国爱港拒任特首

霍英东很爱香港，他曾公开说过，一生中最难受的，是当年他一度被港英当局威胁要递解出境，一想到要离开香港，「那的确很难过」。幸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英八十年代初就香港前途开始谈判，港英政府才慢慢收敛了对他的刁难。一九九七年前，曾一度传出中央有意让霍英东任香港首届特首，但很快霍英东就表明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当时大家还不知道，他早已向中央推荐了董建华。二零零一年董建华竞选连任，霍英东高呼一句「我挺董」，足见他对自己选择的坚持。

不少采访过霍英东的香港记者也对这位毫无架子的「港产」国家领导人印象深刻。身为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港时很少对香港内部事务指指点点。但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在北京都欣然和记者对话。「两会期间，只要霍英东出现，就会被我们香港记者团团围住，他没架子，总会笑着和记者交谈，常常是保镳比他紧张十倍」。一位多次在北京「两会」期间采访过霍英东的香港资深记者说：「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那一口港式普通话，大家听着想笑又不敢笑。他有时就会在发言前笑说自己的普通话『很普通』，态度很谦和。不过，他的发言内容总是一针见血。记者听他发言肯定不会像听一些官样文章那样想睡着。」

霍英东走了，北京消息说，中央对港策略不会有改变。但香港的确少了一位份量十足、能向北京直言并被北京接纳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