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推出“国六条”接近半年，全国房价仍在高位运行。在10月中旬的房地产市场调控落实会议上，国务院就放言对房地产调控情况不甚满意。这其中，与一些地方政府大搞权力寻租有莫大的关系。尴尬的是，本应是高度权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强大的“政绩”需要和商业利益面前被迫转攻为守，更令国务院发出内部文件警告，要各级政府官员为楼市过热和楼价猛升负上责任，但类似“问责”制的行政手段能否让地方担当起相应的责任，仍属疑雾重重。

从5月17日推出“国六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到10月17日专门听取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落实情况的国务院会议，整整5个月，国务院仍基本维持“原判”：少数城市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房地产市场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中国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司长姜万荣在举行的“2007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坦承，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成效还是初步的、不稳定的，部分地区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针对不少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同比涨幅居高不下的现状，建设部门的解释是调控政策具有滞后性，调控的效果目前还没能体现出来。不过，尽管有各种因素影响着目前的楼市价格，但有意见直指，在中央政府一再发力重拳治理楼市问题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并没能真正担当起相应的责任──而这，恰恰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2006年房地产佐证：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7％，同比涨幅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3%，北京10.9%，厦门10%，成都8.9%，呼和浩特8.4%和广州8.3%等；下降的城市只有2个，分别是：上海2.3%，丹东0.1%。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国务院推出“国六条”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失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房地产行业的毛病没能改变，一些地方明降温、暗托市的情况依旧可见；其二，地方政府改善住房的结构性矛盾动力不够，积极性不够；其三，各项调控政策没能得到很好执行，政策在执行中被软化的现象并不鲜见。更多的地方政府未担当起相应责任，无视于宏观调控的大局，将手中权力演化为寻租的工具，阻碍着调控工作的推进，才会深刻影响了这一轮楼市调控政策的短期乃至长期效果。

实际上，只要关注大陆房地产的人士都知道，早在去年春季以来的国内商品房市场上，一直就存在着两股力量的博弈：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以稳定房价涨幅为基调的调控政策措施越来越细、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商品房价格在“涨幅同比下降”的说法中持续上涨，许多城市的房价连创新高。到现在，不仅几大热点城市房价猛升，近年来房价比较平稳的广州在今年以来的涨幅也超过1成。房价猛升的热浪还在向着大连、呼和浩特、福州、成都等城市扩展。

有报道还指，为化解宏观调控的力度，满足局部的私利。一些地方政府还延期出台执行细则，有选择性地发布土地存量数据，通过“空对空”的会议“贯彻”中央政策，明面上落实宏观调控，背地里推高房价。不久前，珠三角某市对位于城郊的两块住宅地挂牌拍卖，要求建成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房价不得超过6,000 元（人民币，下同）/平方米。这是“国6条”实施后该市公开拍卖的首宗“限价地”。但是，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两幅地块属于二类住宅地，所在区的住宅均价只有3,400多元，地块周边住宅均价也不到5,000元，开发商根本不敢开出6,000元这样的高价。这样的“限价”，还不如说是“抬价”。

自然，一旦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决定介入，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平衡产生出合理的房价便成了水中花月。过去有实例就表明，“2004年第一季度上海房价涨幅达到28.3％以后，当地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这主要是统计方法的问题’，‘上海楼市是健康’。伴随着具有准官方口径的‘欢迎到××来投资房地产’、‘××的地产肯定会升值’的响亮口号，一些政府官员还成了房地产业最热心的推介者。”

外间有个相当贴切的形容指，地方政府在土地的产权管理上，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由于现有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土地实行属地管理，国有土地的产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权限审批土地，实际的土地收益都交给当地政府。而这一管理制度的弊端是，把土地规划、土地审批、土地出让资金收取等权力都下交给了地方政府，从而在各种利益引诱面前，各级政府往往也就很容易敢于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政令于不顾。尤其，一般地方政府的用地，都是靠书记、市长通过各种途径引进来的项目，地方上的土地管理部门，往往也不敢制止，只能千方百计配合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