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军前委机要秘书，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们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住了好几个月。

　　攀龙书院是茅坪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一栋普通的小木楼，两层高，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的图案，使光线照到上下楼梯上，八角楼因此得名。楼前，是茅坪河，河水清澈见底；对面，是一片茂盛的枫树林。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常常到茅坪河边散步休息，有时就在枫树下看书、休息。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那间屋子不大，陈设十分简朴。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这是毛泽东写作的地方。白天，书桌上洒满阳光；晚上，桌上那盏小油灯的亮光，透过木制的窗棂，射了出来，与明月交相辉映。作为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他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他只点一根灯芯。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到得又不及时。毛泽东了解国内外的局势，主要通过报纸。但由于敌人封锁，在井冈山，报纸也是稀罕物。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工作后，想方设法，通过小商小贩等渠道尽可能地搜集报纸给毛泽东看。虽然费尽周折带上山的皱皱巴巴的报纸都已过期，新闻变成了“旧闻”，而且日期也连不起来，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干部还是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传阅。要是从报纸上看到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就会兴奋地说：“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每逢这时，贺子珍也会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尽到了秘书的职责，自己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有意义！

　　贺子珍虽然不会写文章，但要经常为毛泽东誊写文稿。以前，在长沙，是杨开慧帮毛泽东抄稿子，现在这个责任落到了贺子珍的肩上。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边写一边改。有些重要文章，每改一次，贺子珍就要用毛笔正楷誊抄一遍。有时，贺子珍刚抄完，毛泽东又冒出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贺子珍就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工作，贺子珍也不休息，坐在一旁，默默陪伴着他，或看书，或抄写。毛泽东写完一段，会停下笔，对贺子珍说：“子珍，你来听听这段写得怎么样？”她如果觉得好，便会说：“好文章，好文章，你说得对！”

　　贺子珍不仅是毛泽东文章、报告的第一个读者和听众，也往往是毛泽东作调查的对象。因为她是当地人，对井冈山的许多情况比较了解。毛泽东写文章或打报告，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往往也向她核实或了解。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她觉得拿不准的，就记下来，去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当毛泽东伏案久了、写累了的时候，他们也会海阔天空地聊天，放松一下。有一次，他们说起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她：“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两人就这样谈着，争论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八角楼的时光是忙碌而甜蜜的，但也有不愉快甚至伤心的时候。

　　贺子珍当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后，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前她干的工作，无论是动员群众，还是宣传革命，都是风风火火的，现在却是整天待在屋子里，要么是整理文件，要么是替毛泽东誊写手稿。她觉得不习惯，甚至有一种失落感。尤其是当她看到别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这种失落感就更强烈。开始的时候，她自己心里生闷气：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什么秘书。后来，终于沉不住气，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先是生气地批评贺子珍“不懂事”，向她耐心地解释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 接着，用柔情化解贺子珍的怨气：“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耐心的解释，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终于想通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1933年，她一直做着秘书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照顾着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虽然与贺子珍结合了，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妻儿老小。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最初是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的。 1927年底，毛泽东告知过杨开慧他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毛泽东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直到6月的一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来到永新，带来了杨开慧的消息，他才知道她还活着，带着三个孩子还住在老家板仓。她还托堂弟给毛泽东捎去了两双布鞋。听到这个消息，望着心上人亲手缝制的布鞋，毛泽东很是欣喜。秋收起义后，他一人走了，留下他们母子四人生活在白色恐怖中。一度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平安的消息传来，他怎能不高兴呢？但是，面对贺子珍，他又无言以对。贺子珍用女性特有的细心与温情悉心照料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在那艰难的环境中，他与贺子珍的感情也是很深的。

　　贺子珍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毛泽东，而且已经有了身孕，她是多么不舍得与他分开！而不分开，毛泽东在湖南又有妻子，将来如何见面？两个家，一个男人，怎么办？在井冈山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贺子珍一想起自己的尴尬地位，就经常掉泪，眼睛哭得红红的。毛泽东心疼怀孕的贺子珍，经常劝慰她：“不要想得太多，你现在还怀着一个小毛毛呢！”实际上，毛泽东也不知怎么解决好。他也感到苦恼，心中对两个女人都充满了歉意。他与贺子珍甜蜜的婚姻因此也夹杂着些许苦涩。

　　贺子珍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设身处地，体会开慧姐的难处。她做好了随时离开毛泽东的准备。为了能让自己在杨开慧来的那天走得自自然然，她平时就注意把自己的衣物与毛泽东的分开，单独放在一个包袱里，搁在另一个地方。毛泽东是个细心人，有一天，他发现了贺子珍的这个秘密。他故意指着包袱问贺子珍那是什么东西。贺子珍正在埋头剪报，头也没抬，随口回答说那是她的行李。毛泽东走过去，把包袱打开。里面除了贺子珍的一身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一把刀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贺子珍的全部家产！

　　毛泽东看到这些，心里酸酸的，故意问贺子珍为什么准备行装。贺子珍正在剪报纸，随口回答：“准备走呀，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她带着三个孩子，多不容易，我还年轻，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生活。”然后，扬起清秀俊美的脸，冲毛泽东一笑。这笑，满含苦涩，让毛泽东又爱又怜，他看着贺子珍，好半天没有说话。眼前的爱人，虽然年轻，胸怀却是如此宽广！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开慧姐始终没能到井冈山。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善良的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陷入了悲痛之中。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家庭生活，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1930年，红军攻下吉安后，贺子珍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贺子珍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贺子珍想到父母亲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同意了。可是，贺子珍在父母亲家里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贺子珍的母亲一看这情形，赶快给他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他俩回去了。

　　贺子珍还谈到，有一天，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看了看为他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向她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点点头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俩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说悄悄话。经过红军医院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人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骑上马到前面等贺子珍。当时在那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还比较封建，即便是夫妻一起出门、一起散步的情景，也是很少见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毛泽东是一个重离别之情的人，作为全军的领导，他要考虑周围群众的影响，但仍抓住机会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

　　之前的1923年，毛泽东离开家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曾给杨开慧写下了“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词句。在战争年代，聚少离多，毛泽东对家是多么留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