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博士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评论界，特别是海外媒体的特别关注。沉寂多时的舆论界就像打了一针安非他命，顿时亢奋起来，一时间叫好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这是一篇“耀眼的文章”，据说还看到了里面的“亮点”。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看到了民主的曙光”，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胡温政治改革的思路”，它的发表“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香港一位颇为多产的写手竟然惊呼“中国踅入命运拐点”，民主马上就要“起飞并软着陆”了。哇！好难不兴奋呀。中国人盼望了奋斗了失望了几乎都绝望了的民主，忽然被一位副局长告知，共产党就要给我们了。如何叫我们不叫好，不狂呼！

从来没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兴奋”之余不免想到，共产党从来也没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且不说从五四时起，民主就被尊为两位“先生”之一，1941年毛泽东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用再明确不过的语言说“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其后的历任党魁主张民主的高论一箩筐，不必一一列举。单说咱们的胡总书记去年4月访美时不是两次对公众说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吗？其迁词用语和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几乎分毫不差。这些党国首脑说过了以后，中国有什么改变呢？参选人代的独立候选人被抄家，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被判刑，“一党治国”不许非议，报刊屡遭查禁，记者被投入监狱，就连魏京生不是还刑期未满，在国外流亡吗？要是毛泽东胡锦涛这样的人物亲口说的话，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个编译局副局长的言论真的值得我们那么“兴奋”吗？

不是我们不相信党，实在是共产党的谎言太多，我们被骗的太苦了。远的不说，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先是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上做报告大谈“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虽然没提废除一党专制，但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为此很“兴奋”了一阵子。可是事实上，宪法和法律不仅不能保障方励之、刘宾雁、吴祖光们不被整肃，就连胡耀邦本人也保护不了。几个没有公职的老头子关在屋子里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宪法和法律不过是跪在党面前的侍妾。

1987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又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连民主墙时代的先贤们都说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有“专家”运用数学演算方式推算出了县级、省级、中央领导人普选的日期。中国的民主化指日可待，要不美国卡特老总统和欧盟怎么都慷慨解囊，掏出大把银子资助“中国乡村选举”项目呢。20年过去了，县级、省级、中央级都不必说，就说村级发生了什么改变？太石村的枪声做了回答。

取信于民的只有行动

中国人总是抱怨自己没有人权，国际上也向中国施压，迫其加入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经过漫长的等待，中国居然真的先后于1997、1998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２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4 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还煞有介事地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