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至9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中英香港问题第8至第22轮的会谈，并代表中国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至1997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新中国杰出外交官，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人。

　　即将于6月推出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宗道一等编着，齐鲁书社出版)，透露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香港回归之路的一波三折。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阅读此书，感慨更深。

　　●英方步步为营，我方寸步不让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他们不断地冲击中国的底线，试图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以保持在香港回归后，英国能继续最大限度地操控香港政局。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个问题，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

　　争论的问题的覆盖面很广泛，这里仅就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讲一讲。

　　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虽然是特区，但只是地方政府，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那就是直接隶属。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划掉。不隶属于中央政府，那隶属于你大英帝国政府吗？不行，一定不能划掉！这样双方就争论起来了。我们说“高度自治”，他就要求“完全自治”。如果“完全自治”的话，中央政府根本就不能管了。香港有他们的潜势力，如果同意他们的说法，那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有一天时机成熟了，要宣布“独立”，我们都不能干预的。我们是讲“高度自治”，并不是“完全自治”。他又说如果“完全自治”不行，要“最大限度自治”。“最大限度自治”是什么含义呢？这和“完全自治”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英方又讲不出来。英方不但要求删去“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字样，而且要求规定“香港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就包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事都没有否决权。我们也把他打掉了，我们说不行！我说：中国提出的“高度自治”政策的内涵已经十分广泛，不能再宽松了。

　 又比如，英方说1997年6月30日要把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而不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想绕开中央政府，来个“私相授受”。我说：不行！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抢去的，按照中英协议，理所当然地要交还给中国政府，英方想绕开中央政府是什么意思？说到底，就是不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仍然想给人造成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印象，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所以1997年6月30日晚上，大家看到，在交接仪式完毕之后，我们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特区政府。

　　再比如外交问题。外交上，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因为大使馆只能设在首都。现在，好多国家在北京有大使馆，在商务侨民多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广州，设总领馆。但英方不同意，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high commission。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自己的特殊地位。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准英联邦成员国？听了我的批驳，我看到当时英方团长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成员交头接耳，低声嘀咕。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他说：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