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各界关注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于9月6日挂牌成立。这是中国近年推出的反腐倡廉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从此，中国又多了一个反贪腐的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彰显了中国高层反腐败的意志和决心，只是预防腐败功效如何，尚须观察。

国家预防腐败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地位和级别大致与国务院其它的直属局相当，如国家林业局、国家药监局、国家质检总局等。从人事安排看，该局可能是个正部级、至少也是个副部级机构。

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央一级的预防腐败机构，按惯例，各级地方政府将随后跟上，陆续组建各级预防腐败局。同其它局一样，地方预防腐败局也将实行双重管理，即接受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垂直领导及地方政府的横向领导。

中国要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权威消息是在今年2月13日首次发布的。在当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和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受邀介绍反腐倡廉工作。会上通报了陈良宇、赖昌星、邱晓华、郑筱萸等大案要案，并透露中国将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今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成立预防腐败局”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提出了专门议案。两会期间，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再次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机构设置已获中央编制委员会审批。

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定位及级别问题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切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讨论的焦点围绕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底应置于中纪委还是国务院下面。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如果机构的名字中有‘国家’二字，就表明是国家机关，是国家机器，就不能放到中纪委。如果放到中纪委下面，就不能使用‘国家’二字，应当去掉‘国家’二字，叫中纪委预防腐败局”。

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由马（马文，左马右文）女士出任，马（马文）实际上是兼任，她刚于8月30日出任监察部部长，并从2004年开始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兼任该局副局长。前任监察部部长为李至伦，亦为中纪委副书记，今年4月28日病逝于北京。监察部属国务院系统。大陆目前体制为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所以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实际领导者仍然是中纪委。

当时还有人建议，国家预防腐败局应由全国人大产生，与一府（国务院）两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并行。这种意见小题大作了，根本不可能被采纳。

中国目前对腐败案件的侦办模式大致是，由纪检系统牵头，监察部门协助，对涉嫌官员立案侦查，主要手段是“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构成犯罪的移送检察院（主要是反贪局），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反腐败战线，纪检系统显然处于主导、强势地位，监察部门处于从属、协助地位，检察院则基本上是干现成的活，“捡死鱼子”。

各级纪检书记均为同级党委常委，往往出任同级党委副书记，例如，某市的纪检书记，一定是该市市委常委，并常常出任该市市委副书记，确保了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另外，每级党委还有一个政法委书记，也是同级党委常委，也经常出任同级党委副书记。但政法委书记与反贪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公检法工作，政法委书记往往兼任公安局局长。根据“一府两院”可知，公安局局长本不能与两院（检察院、法院）相提并论，但由于公安局长往往是政法委书记，该职于是变得比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更显赫。

当初设立纪检书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同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党委书记进行监督。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收效甚微。在同级党委的眼里，纪检书记基本上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但纪检书记或纪检系统对下一级党委或政府官员，确有强大的监督作用，官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纪委来谈话”就是明证。

震惊中外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大案，就是在中央纪委的直接干预下才端出来的。试想，如果由上海纪委来办此事，不仅陈良宇端不出来，上海纪委书记的乌纱帽早被陈良宇给端掉了。在已曝出的贪腐案件中，几乎没有一起是由同级纪委给端出来的。

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后，中国反贪腐机构可说是相当齐全了，由原来的“三架马车”（纪检系统、监察部门、检察院反贪局）变成了“四架马车”（外加预防腐败局）。

有关报道指，国家预防腐败局与其它三家反腐部门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其它三家着重于反贪腐，重在惩处；预防腐败局则重在“预防”，“源头反腐”，强调对干部的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研究、机制体制的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对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并与国际同类机构合作。有学者认为，国家预防腐败局可能是一个研究型的务虚机构。

西北政法大学董和平教授对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效能持怀疑态度，“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实质内容有多少？实体的工作内容和方式究竟是什么？与其它同类机构在职能上如何划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董教授可能反映了相当部分人的疑问。

中国社科院邵道生研究员则建议，“预防腐败与惩处腐败应该放到一块，一步到位，成立国家反腐败局，或者叫国家反贪局，类似香港的廉政公署，而不是现在的国家预防腐败局”。邵道生并对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定位迷惑不解，“预防腐败局是行政机关？是司法机关？是党的机关？现在还搞不清楚”。

不少媒体对中国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创新，是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预防和惩处腐败的先进经验，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随之而来的是，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许多政策和法规将相继出台。

有舆论更是把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认为其成立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信号；国家预防腐败局“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机构，但整个国家的反腐败格局发生了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和领域，有可能会带动整个政治体制的变革或变化”。

普通网民站得不高，看得不远；不少网民对国家预防腐败局持悲观态度。网民的话多为信口开河，不足信；但作为了解民意的一个窗口，其言语多少代表了部分人的看法。

现略举几例，稍加点评。“又一个伟大的机构诞生了”，一看就是在冷嘲热讽。“好，希望能预防住腐败，我们等著看结果！”，持既希望又怀疑的态度。“还是成立廉政公署好”，号召学习香港。“预防腐败局的简称是预腐局，预备腐败局”“建议再成立预防国家预防腐败局腐败的局”，纯属不负责任的玩弄文字游戏，非常饶舌，但也给了人们一个警示，即反贪腐机构照样可能贪腐；纪委书记、反贪局长卷入贪腐丑闻而被抓被判的大有人在。

不管怎么说，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肯定是件大事、喜事，有进步意义。至于功效如何，应该数年后再下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