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系干部快速窜升，至今主政超过中国三分之二的中国地方省市区。党内派系由隐而显，这是“团派”崛起的一种附带效果。元老子弟因危机感而开始团结，这种趋势在今年初中共元老薄一波去世时，毛泽东、刘少奇等元老的后人齐聚灵堂即现出端倪。

团派崛起和派系政治抬头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评论界看法不一。持积极态度的民间人士认为，中共党内派别显性化，允许有具体利益背景的集团在党内进行博弈，对于促进党内民主反而是个好处。而且，团派崛起有助于北京政府扭转“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地方诸侯与中央的关系在近10年间成为中国治理的棘手问题之一。中央的政策执行能力日益滑落，在宏观调控、城市房地产降温、耕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政务公开，甚至依法行政等方面，中央决策都面对地方诸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重重挑战乃至抵制。很多时候，很好的政策意向下到各级政府不是无法落实，就是走样。

基于团派的政治精英和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个人关系，人们相信，由胡锦涛信得过的“子弟兵”执掌政治资源，会更好地贯彻中共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高政治意志。

同样考虑到中央和地方矛盾，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教授则是从平衡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的角度，来观察团系干部崛起的背景。

郑永年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团派大举上位，不能完全解释为胡锦涛的个人因素。他说：“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是共青团出身，但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团派上台。改革开放早期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邓小平说不争论，大量启用技术人才，所以赵紫阳、江泽民主政时代，整个官僚系统基本上都是技术官僚。”

“一些官僚对中央政策的抵制确实很强硬，胡温需要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执行政策，来掌权。过去中国官僚都是公务员系统上来的，没有政治人物，体制现在要求有这样一类人。”

对于团派坐大，与李克强、李源潮等人有接触的一名前共青团成员告诉本报，80年代团中央有一种较开明和民主的气氛，在那个时代的团中央走出来，当前中国目力所及的团系大员，多属于“思想开明，有政治抱负”的官员。他因此相信，团派上台有机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演变的正面力量。和过去相比，当今的中国最高领导最具有推动中国变革的干部基础，而变革正是中国大势之所趋。

这个知情人士举例说：“一旦上面要做点什么事时，他已有了一批认同他理念的干部。不像早期，胡耀邦当时想做点事，但是党内有倾向，他就推不下去了。”

团系干部给人的印象是“懂政治，不懂行政”，这被认为是团系干部群体的缺点。反之，团系干部较平民化的出身，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国际视野，则是团系干部的优势。

钱、权诱惑仍是团系干部最大考验

和元老子弟相比，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由于没有家世背景方面的独特条件，因此很多团系干部后来都考取高等学历，在团系大员中就有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另一方面，1980年代共青团在整体上较开明和民主化的形象，让部分知识分子对那个时期成长出来的团系干部抱有期望。

与此同时，也有受访者警惕党内一派独大的问题。郑永年指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需要有一个平衡。政治官僚倾向用政治方式而非法律或规范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在中国体制化程度薄弱的情况下，过度政治化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危险的。

几年前，中国国内媒体曾形容，由于出身的缘故，团系干部更重视平等，包括平等地被选举、受教育和做中央干部的权利，他们反腐败的决心也可能更为坚决、更关心弱势群体。然而，批评者称，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缺乏对权力的约束机制，党外监督力和舆论监督空间依然不足，没有任何官员群体能对腐败有特殊免疫力。

对于团系干部大举上位，能促进党内派系竞争和促进党内民主，并对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压力的说法，有观察人士私下说，现有的利益群体抗衡团派并不缺手段。他说：“把你腐败掉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