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将推出一批新的“特别人大常委”。这些人来自中国中央国家机关和学界。数目还不得而知，这是十届全国人大改革──调整常委会组成结构的继续。

“特别人大常委”一般只有四十多岁，且有专业背景，仕途正健。全国人大的官员曾说，他们“不是退了才过来，而是干得正火就过来了”。

中国官员的仕途和希拉里、奥巴马迥异。后者一般是先做议员再竞选总统，而中国官员的仕途经历完全相反----先在党委或政府中干到省部级，临近退休进入全国人大成为“议员”，干完一届彻底退出政坛。

不用和健全的议会制国家相比，这一模式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广受诟病。“官员议员”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立法需求，甚至无法读懂一些条文，遑论制定和修改法律了。

于是，中共十六大对此进行了改革。“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即是对上述弊政的回应。2003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19名“特别人大常委”，这个数字占常委会组成人员（159人）的12%。

尽管改革具有“修修补补”的特点，但其最初问世却令外界兴奋。

这是一次极具精英思维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有3000人之多，让这样多的“议员”开一次高质量的立法会议是不小的挑战。官方学者们一直推动常委会能成为事实上的“议会”，并让“精英”来主导立法，将专业化精神植入退休官员们控制的常委会。

五年后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提出“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此举表明高层对这一模式的认可。但此模式是否收到良好效果？在坊间已出现不同声音。

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全国人大机关。有人在私下表达不满：那些新常委，尤其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某些人，无论工作习惯，还是为人处事，官员色彩浓厚，消弱了全国人大机关原有的宽容宽松氛围。

当然，这种声音有可能源自利益冲突。此前被调入全国人大机关的9名“特别人大常委”，现在都升至“副部”级，而全国人大机关“副部”职数有限，新来者很可能断送了别人的上升通道。

而探寻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立法过程，这些特别常委在提升立法质量上也是建树有限----政治力量仍主导着立法的根本取向，而不是之前所宣称的“专业化”。

比如，物权法的立法取向必须在优先保护共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中做出选择，而劳动合同法，则是地位日益上升的工会在主导。

其实，这些新议员本身也是“政治”的产物，是权力之手把他们送入议会殿堂。比如，他们一般都是“戴帽”代表，并通过人大常委会主席团的安排，进入常委的候选名单，再由人大代表们“选举”出来。

“戴帽代表”是中国议会政治的特有词汇，中央选举机构先要将他们的名字发到各省，并明确要求地方把他们“选举”出来，整个选举过程，候选人没机会见到选民。

十一届人大将要产生的“特别人大常委”也是如此。人大常委会从根本上说，要服从国家对“议会”的根本定位：议会不应是“添乱”机构，目前急需的是议员们能制定出符合高层认可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专业化的尝试。至于议会的另一作用，如监督财政预算，“监督一府两院”，则继续保持问号。

这符合目前中国执政者对民主化路径的设计，即民主化道路必选先实现党内民主，至于“议会”民主，则是下一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