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清朝治理西藏，极少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使得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二百年来相安无事。

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初期，也采取相同政策。毛泽东极尽拉拢藏族上层，除驻军西藏较为敏感，其馀给予藏人高度自治，并安排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好景不长。一九五六年中国大陆全面进行社会改造，西藏难以幸免，藏族上层利益受到冲击，传统寺庙教育遭到破坏，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夕间崩解，引起藏人抗暴。

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发大规模拉萨事件，解放军血腥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北京接管西藏政权，彻底扬弃上层路线，改以阶级斗争，西藏从此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休养生息，修复寺庙，平反并重用藏族上层势力，当年的贵族又进入人大和政协，使得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穷人并未因此而翻身，引发一九八七年拉萨发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最大街头抗议行动。

在十七个月内，先后出现十八次示威骚乱，导致当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拉萨实施军事戒严，比天安门事件提前三个月，戒严时间长达四百多天。

按理说，改革开放使西藏重获生机，民众生活大幅改善，为何示威抗议不止？

据大陆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观察，中共修复寺庙，就藏人而言不过是对文革破坏的一种补偿；当年藏族文革小将，疯狂捣毁旧神而新树「新神」毛泽东，如今恢复旧教，这些人情何以堪，只好以「赎罪」心情狂热追逐昔日藏人尊严，以民族代言人自居，挑起民族情绪，对抗并排斥汉人统治。

一九八九年动乱平息后，《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刘伟，记录一些拉萨人对这次动乱的看法，指出「政府应该反省对藏政策，笑脸总对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的心。现在闹事的人并不孤立，孤立的是干部。」

因此，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於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时机成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抗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