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垂
02-18-2005, 05:29 AM
[color=red]血统论、红色恐怖、噩耗[/color]
·遇罗文·
□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我家》一书。作者遇罗文在文革初期，为宣传[color=red]其胞兄遇罗
克[/color]写的《出身论》而创办《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６年
。〗
◇ [color=red]“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color]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
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
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
有的也允许一部份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
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
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
此开了先声。[color=red]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
丑剧就演出了[/color]。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
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
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
”）也在其内。自已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
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
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
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
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
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
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
“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
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
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 [color=red]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color]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
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
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
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
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
、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
，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
“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
街。（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更残忍的，
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
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
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１９９
９年３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８月２３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
—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
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
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
全家活活打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９月１５日，林
彪在[color=red]毛泽东[/color]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color=red]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
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
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
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
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color]！”（《“文化大革
命”十年史》，１９８６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
街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
，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
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
押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
事后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
附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
残害“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
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
没有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
要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
兵”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
弟因此“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
就被打死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
记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
一夕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
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
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
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
”子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
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
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
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
“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
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
；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
”一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
禁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
幸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
降，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
穿阴险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 [color=red]噩耗[/color]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
，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
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
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
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
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
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
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
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
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份值几分到一毛
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
又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
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
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
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１９７０年３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
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
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
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
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
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
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２０个人处死了１９个，留
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
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
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
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
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
咽着坚决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遇罗文·
□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我家》一书。作者遇罗文在文革初期，为宣传[color=red]其胞兄遇罗
克[/color]写的《出身论》而创办《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６年
。〗
◇ [color=red]“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color]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
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
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
有的也允许一部份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
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
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
此开了先声。[color=red]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
丑剧就演出了[/color]。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
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
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
”）也在其内。自已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
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
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
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
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
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
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
“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
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
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 [color=red]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color]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
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
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
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
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
、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
，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
“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
街。（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更残忍的，
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
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
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１９９
９年３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８月２３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
—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
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
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
全家活活打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９月１５日，林
彪在[color=red]毛泽东[/color]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color=red]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
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
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
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
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color]！”（《“文化大革
命”十年史》，１９８６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
街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
，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
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
押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
事后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
附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
残害“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
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
没有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
要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
兵”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
弟因此“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
就被打死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
记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
一夕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
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
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
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
”子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
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
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
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
“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
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
；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
”一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
禁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
幸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
降，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
穿阴险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 [color=red]噩耗[/color]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
，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
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
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
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
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
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
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
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
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份值几分到一毛
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
又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
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
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
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１９７０年３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
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
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
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
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
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
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２０个人处死了１９个，留
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
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
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
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
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
咽着坚决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