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话说阿三(17):我们不能理解的信仰问题

话说阿三(17):我们不能理解的信仰问题(上)

署名：金唢呐

要说阿三们在一起过日子能过到今天这份上也真不容易。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人群在一起生活相处，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像加拿大的英裔法裔彼此就看着不顺眼，加拿大政府好吃好喝的也没亏待魁北克什么，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儿，可人家就是总想单过。我遇到过一个老魁，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也不知是我的英语不好还是怎么的，他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正经理由，好像魁独分子就是因为操法语说话，觉得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个门，就想闹独立当老大。是不是这样，老加应该最有发言权。

这印度的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可是全世界公认的。印度领土面积297.47万平方公里，人口10.27亿，是个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的国家，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人种、宗教、语言博物馆”。印度现有10个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历史上，各民族教派之间有无数次大仇杀，光是那民族恨，就“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印度还是亚洲部族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在3000多万以上。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共有414个部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6个。信奉印度教的占82%，其余的信奉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民族、种姓等各种社会矛盾远比中国或其它任何国家复杂。可人家阿三不但没分裂，还愣是拐了个佛教国家锡金进来，你说神奇不神奇。

现在我们之所以和其他五十几个民族关系处理比较好而和藏族同胞的关系有问题，就是因为藏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高原缺氧，也没有办法让西藏的汉人成为主体，人海战术无法派上用场。所以，这次全球华人爱国大游行的标语“拖死达赖”、“同化藏人”，几乎是目前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选择，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最高智慧。前者寄托着若干年后产生的新达赖不再和北京闹别扭的希望，后者则是想淡化藏人的宗教情结。

我们汉人可能确实不理解有宗教信仰的藏人的感情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前几天看电视，西藏自治区张书记在圣火传递到拉萨时又手举火炬发表讲话，大谈如何粉碎达赖的阴谋。看到这里我不禁又想到我前边说的“撕裂”。对这些有强烈宗教意识的藏人来说，在这种场合如此谈论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即使是没有去过西藏的汉人也应该能体会到，何况是当地的党政首脑。六Si的时候，湖南湘潭的两位毛老乡往天An门上悬挂的主席像泼墨汁，我的一个同事就非常气愤。他对我这样说：“我也知道毛主席干了很多坏事，可毕竟是我们民族崇拜多年的偶像，现在看到有人这么糟蹋毛主席，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在世界面前，这让中国人的脸往哪儿放。”没有宗教情结的汉人还是这样，况且是藏人！

老邓对老毛采取抽象肯定，推向神坛，具体问题不争论，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做法，除了对GCD继续执政有好处以外，还有个好处就是考虑到国人的感受。国人虽然没信仰，但毕竟有面子，有感情。周恩来为什么在国际舞台享有威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善解人意”，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注意礼节，“外交无小事”，生怕伤了对方的感情。

说起信仰来，还要说一下所谓负帕累托。秦晖认为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搞成了“负帕累托”的状态，也就是最差状态，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所以后来中国经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折腾怎么有，所以取得了今天的经济奇迹。老芦认为老毛把国人的思维能力也搞成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结果成了“人脑是颗红玛瑙，党爱怎雕便怎雕”，所以政府根据需要批量生产了众多愤青。依我看，老毛把国人的信仰也给彻底破坏了，从字典中彻底抹掉了“信仰”二字，弄得全民族都是“有奶便认娘”，“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好死不如赖活着”。

大多数汉人从来就没什么理想和信仰，更不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献身或牺牲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过不少信佛的人，无非是有钱的出钱（现在有的寺庙一炷香已经到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专敲大款），没钱的出力（经常烧香磕头），无论怎么虔诚，目的都差不多，无非是功利目的，保佑自己升官发迹，生意兴隆，炒股只赚不赔，或者抱个大胖小子。在中国发生的大小冲突也大都是为了利益，如甲村占了乙村的地，乙村用了甲村的水，再不就是小孩打架一方吃了亏。而那些宗教色彩浓郁的国家，却是因为虚无缥缈的信仰发生冲突。这些国家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习俗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包括贫苦的农村。他们常常为了信仰的不同打得死去活来。像印度的穆斯林地区，就经常是因为印度教徒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印度庙的寺庙而造反，或者是违反了自己的宗教习俗而闹事。

对国人来说，利益的力量是无穷的。GCD的军队所以能够取胜，除了仇恨的力量外（如两忆三查），重要的是那句妇孺皆知的口号：打倒地主分田地（早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跟着GCD走可以分上三亩地一头牛，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不是靠什么空洞的信仰和理想，这就彻底解决了“奶”的问题，也就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老蒋始终没能提出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不解决奶的问题，认娘只是一句空话”，带着一群找不到奶的孩子，不打败仗才怪。老蒋只是到了台湾，才想起了搞土改，给农民分了土地。可惜是“孩子死了，奶来了。”当然，这是句玩笑话，放着四个野战军给你捣乱，像搞土改这种事情连想都别想。

后来老邓的改革开放也是一样，不是靠什么理论，一句“先富起来”口号，再靠着老毛留下的负帕累托状态，把责任田一分，立马粮票、布票、糖票、棉花票统统扔到太平洋里去了，虽然人们还“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但只要得到了实惠，就不会有什么大乱子。现在中央始终不愿意把发展速度降下来，就是因为不管有什么社会问题，只要大多数人能继续得到实惠，就不会出大事。包括被海外侨胞诟病的中国城市建设，其实不管城市的水泥森林多丑陋，只要居住面积增加了，老百姓就高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但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历朝历代，少数知识分子士大夫还是有信仰、有理想的、有气节的， 知识分子标榜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直到中Gong早期的革命家，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这样的一些有理想和信仰的志士。哪怕是最烂的明朝，也有些南明士大夫和今天的毛左一样，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但和毛左不同的是，人家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像顾炎武、黄宗羲等志节之士。更多不肯降清的士大夫看到没什么复明的希望后就隐居在深山，或者是出家，因为在封建社会，和尚，道士，倡优可以不降，可以不按满清的方式剃头，这是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也算保持了气节操守。

话说阿三(1:我们不能理解的信仰问题(下)


金唢呐


现代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供信仰的东西。无论哪一种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至少从教义上看都不错，都可以拿出点合理的东西来。像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业报轮回，甚至像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只要不发动战争，无论再怎么邪恶，总是有它可以让人信服的一面。

唯独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战争年代倒是还可以当“精神原子弹”用一用，但在和平年代根本无法让人去信仰。对毛泽东思想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根本不是现在说的什么“两个务必”、“为人民服务”，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在和平年代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无论是多么坚定的毛左，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记得文革的一句马屁话就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列宁死的太早，斯大林没有解决好”。

阶级斗争理论这玩意倒不是邪恶不邪恶的问题，而是荒谬，更重要的是在和平年代根本没办法操作。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事大家坐一块按照领袖说的先分个敌我友，找出阶级敌人，然后死掐（原话是“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掐死一帮后再分个敌我友，然后再死掐。头几个回合没什么障碍，而且一定会感觉很爽，问题是越掐敌人越多，越掐敌我友越不好分，越掐领袖自己也越糊涂，所以掐上几个回合就玩不下去了，最后只好终止游戏。尤其到了第二代领袖以后，连个分敌我友的资格都没有了，弄不好挨掐的就是自己。

所以，各种主义、思想，不知哪一天都可能回潮，在中国大地再度泛滥，唯独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可能永远要跟老人家一起躺在水晶棺材里了。

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几次政治运动下来，把但凡有点信仰，有点骨气的人都给收拾了，我这里主要还不是指肉体，而是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打扫的干干净净。人人都成了“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这也是为什么王朔的痞子小说一炮走红的原因，毕竟真痞子比伪君子教人看着顺眼，这不是我的发现，老芦这方面有专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信仰，也是我们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只是一门心思想致富，而且这种欲望“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完全挡不住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只要政府想引进的、能引进的，只要不危害政权生存的，都可以敞着怀的引进，不需要有任何顾虑。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都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抵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任何怪诞的图画，写任何自创的文字。

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的毛左们，看看他们里面有没有像几个南明的士大夫，清朝的遗老遗少那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此处指核心），为伟大领袖尽孤忠的。如果有的话，哪怕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对他们充满敬意。但结果非常让我失望。没有一个为了能够为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眼前哪怕丁点利益的。都是一面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享受着引进资本主义后带来的好处，一面嘴上喊着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开放。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肯为毛老人家牺牲点什么的毛左圣徒。

当年伯夷、叔齐在武王和姜子牙军前叩马而谏，反对武王伐纣，失败之后，“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维生。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老鲁的刻薄，真是到了骨子里！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还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这位妇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却长着老芦一样的毒眼，为伯夷、叔齐挑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只是味道差了些，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没有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深刻反省自己，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再看看那些黎阳、李宪源、史玉柱、王任重、魏巍、贺敬之这些毛左大家们，要么就是在他们诅咒、憎恶、要推翻的体制内的担任高官（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王任重等），要么就是老毛最憎恨的剥削阶级要员（如大资本家史玉柱等），要么就是在老人家要砸烂的万恶资本主义社会讨生活的混混儿（如美国加拿大的黎阳、李宪源等），而且儿子死了还有孙子，还想世世代代在花花世界混下去。甚至像杨帆这样的毛左经济学家，自己在国外混不出个名堂，要学问没人听，说外语没人懂（我听过他的报告，偶尔插个外语单词进来，跟鸭子叫唤差不多），但也是把子女送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实在教人鄙视。

再回过头看看那些终老南山、死也不肯在清朝当官的南明士大夫，满清推翻后受尽耻笑，拖着长辫子艰辛讨生活的遗老遗少，真是令人肃然起敬。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达赖喇嘛关于“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主张，我认为那行不通，问题太多。但看到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为了保存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尽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和落后的），在13亿人民的谴责和咒骂声中，几十年如一日在世界各地蹒跚行走，孤独地传教布道，我仿佛感到了一种“场”的存在（不知气场还是磁场），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与之相比，那种被国人认为让全世界发抖的红海洋，真是算不了什么。

与达赖相似的是，印度的甘地除了主张印度统一独立外，其他观点也都是落后和反动的。而且和达赖还不一样，达赖的观点主张是正确还是错误尚有争论，而甘地那一套没什么疑问，确确实实反动落后到了极点。甘地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到传统的小农社会，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实实在在是现代社会的绊脚石，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尽管如此，除了在中国甘地受到耻笑外，世界大部分地方，无论对于敌人还是他的追随者，甘地永远是受尊敬的圣徒。人们从中还看到了它的永恒的美学价值，但这种美学价值可能不会被国人欣赏，大多数人眼里，只有兰博、格瓦拉、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希特勒才是英雄，那个半裸的黑和尚甘地永远只配让人可怜。

金锁呐说话特会自己打自己，前面还说毛泽东是个信仰志士，后来又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没有“信仰”成份的阶级斗争。

阿三为什么叫阿三(上、下)

金唢呐

老上海人都管当年的印度巡捕叫“红头阿三”，上海人念这几个字的发音非常有节奏感，叫人听一遍就忘不了。下面就我所知，说一下上海人为什么称印度人为“红头阿三”。

　　红头的说法比较一致，是因为印度人头缠红布。虽然中国人也喜欢红色，但印度人用的红色和我们全球华人的大游行中的红海洋的红色不一样，我们用的那种颜色叫“中国红”，特点是“红得像火焰，灿烂的像朝霞”，和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高度一致。而印度人用来包头的是一种暗红色，配上他们凶神恶煞的面孔和手中的大棒，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害怕甚至战栗。红色容易让人联想起血液，“中国红”像是动脉流出来血，红头阿三的“红”更像是静脉血。

　　其实到上海的印度人不一定包红头，他们初到上海包头布的颜色，青黄赤白黑，五花八门各色俱全。我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好像以白头为多。但不管平时缠什么，一旦他们吃了巡捕房饭，或者做了门卫，就一律包起红头来，红头乃是他们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国牢监里服务，就一律包着蓝头，不过“蓝头阿三”总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猫着，平常人们看见的不多，见到的都是那些戳在大门口的门卫，或者是脖子上挂着哨子，手提哭丧棒的巡警，所以“红头阿三”的称呼最为普遍。若当时印度人在中国各行各业就业的话，我们看到的情况可能就不只是“红头阿三”，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阿三头巾神州舞”（改编自《毛主席诗词》），可能看到的就是“彩虹阿三”。

　　至于为什么称“阿三”，而不称“阿二”、“阿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知道的有下面五种说法：

　　其一，阿三是洋人的统称，“猢狲”的雅篆。

　　那时的上海人形容猴子为“阿三”，在国人看来，举凡洋人，形貌举止皆如猴子，尤其以印度人之面貌黧黑更甚，而且民族“优越性”使然，觉得自家进化程度高印度一头（体毛稀疏就是一例），故此特（蔑）称印度人为“阿三”。但据说印度人虽然面孔是黑的，但其实是白种人。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仔细观察一下，就觉得他们虽然皮肤是黑的，手上有饭粒儿，身上有奇怪的香气，说起英语来有咖喱味，但凹眼窝，高鼻子，大胡子，除了皮肤的颜色，构造和形状和金发的白种人都很接近，若身上涂满白灰，和西洋人无二，和前门楼后梆子的厚嘴唇非洲黑人则完全是两回事。

　　上海人管猴子叫阿三很有历史了，远在印度人到上海之前。婺源王仲贤君《上海俗语图说》，曰“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老上海在其开裆裤时代观赏街头耍猢狲时，但等耍猴人之铜锣一奏，“花果山来水帘洞”一唱，常常会人来疯似地大唤其猴曰：“阿三，屁股头火着哉！”就是“阿三”同训于猢狲之明证也。老上海人说，小时候路上看见玩把戏人手里牵着的猢狲，嘴里就会这样唤出来，因为猢狲屁股是红的，所以要嘲他火烧，“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

　　据达尔文《原种论》上说：“人类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们都是猢狲的灰子灰孙。”凹眼窝，高鼻子，黄头发，狭面孔的高加索白种人，看来是猢狲的嫡系子孙，因为他们的形态与猢狲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输入我中华以前，我国的小把戏，早就看出这个特点来了，所以对于一切红毛洋人，皆尊称他们为“猢狲”，有时候亦直呼他们的雅篆“阿三”。小朋友们不谙事理，见解有限，把印度巡捕看作是街头猢狲的嫡派，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却不经意地与伟大的达尔文氏暗合。

　　
其二，阿三来源于洋泾浜英语发音。

　　有一种可信度颇高、已经被列入俚语辞典大百科的说法，就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民众经常要与这些印度警察沟通，不过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印度人的咖喱味的英语也是怪腔怪调，所以当时上海的“警民沟通”、“警民共建”开展不顺畅。不过上海人居然从这种鸡同鸭讲式的沟通上，又找到了新的乐子。因为他们发现印度警察每回遇上了舌尖嘴利的上海民众的时候，总是会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喜欢结结巴巴地反复讲着：“I say.....，I say.....”作为语言停顿。所以上海人就把印度警察的经典结巴名句：“I say.....”用上海话来发音，又变成了“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是“I say.....”而是“I see”。由于 I see 的发音和上海话的“阿三”也很接近，因此便有了“阿三”的称呼。

　　另有一说认为阿三来源于“阿Sir”，Sir沪语音读如“三”，而“三”是单音节词，沪语（包括江南大多数地方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或后置“子”、“头”等）组成词组使用。于是洋径浜英语称“Sir”为“阿Sir”，音读如“阿三”，是市民对巡捕客气的称呼，而“印捕”头缠红巾，于是被叫作“红头阿三”，也就是“缠着红头巾的警察叔叔”。联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为“阿Sir”，所以此说也有道理的。还有一说是这样解释的：印度巡捕每天须在长官的指挥下出操，他们在表示对长官指令理解和执行时常齐声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么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也就是说，阿三是“Yes Sir”的沪语表达方式。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印度巡捕作为打工仔的身份对boss唯唯喏喏的模样。

　　据玩疯狂英语的李阳说，上海人说日语漂亮，说英语不咋地，原因是上海人说话嘴张的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是这么回事。他们说“三”，绝不像北方人那样张开大嘴，只是发出类似普通话“塞”的声音来；我仔细听了一下，沪语中“三”的读法介于英语的“see”“say”“sir”之间，上面几种说法都说得过去。而沪语中“阿”的读法与英语的“I”也接近，只是离“Yes”差的远了点，但这儿说的是标准英语，洋泾浜英语“Yes”应该如何发音就不得而知了。

　　
其三，阿三说得是职业，凡是巡警都叫阿三。

原因是巡长制服的袖子上有三道杠标记，上海人又把他们叫作“三道头”、“三条杠”。租界的巡长大多由本国人担任，巡捕则多为印度巡捕。印度巡捕的袖子管上有三条白道道，类似少先队的大队长。不同的是巡长红色的“三条杠”靠近肩膀，而巡捕白色的“三道头”在下边袖口上。阿三是指袖子上“三条杠”，按说安南巡捕和华捕也应该包括在内，但因为印度巡捕数量多、样子特别，给人的印象深，叫来叫去，就成了印度巡捕的专用称呼了。
　　
其四，阿三说的是印度人的肤色。

印度巡捕头缠红布，脸如黑炭，在国人看来一定印象很深：“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在东山送过炭，西山剜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摘自：相声《卖布头》）”，故称“红头黑炭”。“炭”与“三”上海话同音，故后来上海讹呼为“红头阿三”；

　　进口黑炭的壮举不能算英国人首创。据记载，早在唐朝，李家父子搞对外开放，长安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见怪不怪。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且从未发生过拐卖婴儿的事情，声誉胜过今日安徽保姆。而昆仑奴就是黑人奴仆，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干活实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贵族豪门都抢着要。在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昆仑”二字甚至作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脸面乌黑的中国人。

　　原来都以为昆仑奴是非洲黑人，最近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葛承雍教授提出，在唐代史料中和许多传奇小说中，黑人都是能够飞檐走壁的大侠。他们大都水性非常好，能够钻入水中为主人捞起落入水中的物品，还能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桅杆。从非洲来的黑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功夫。为了查明唐代黑人来源问题，葛承雍教授遍查了各种史料，并在唐代黑人俑最多的西安几个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库房进行了仔细的辨认，与同行讨论磋商后，提出唐代黑人来源不是非洲而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新解释。这一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上。是不是真的，且姑妄听之。昆仑奴是南亚或东南亚黑人倒可能，只是以那出土的“唐代黑人俑”为依据有些悬乎，不知“唐代黑人俑”是不是又是大写意，和真人到底有几分想像很难说。若按古代人物画考证，上面的人物个个龟背蛇腰不说，很可能还会得出古人都没脖子的结论来。
　　
其五，称阿三是因为印度人地位低下。

因为印度是殖民地，所以印度人是亡国奴。中国不管怎么折腾，靠着李鸿章的左拦右挡，以夷制夷，也还捞了个“半殖民地”，地位应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所以印度巡捕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尽管印捕块头大，手持警棍，但也只能是排行老三，故称呼“阿三”。这里的“阿”，也是沪语单音节词前置“阿”的用法，跟阿哥、阿妹、阿信、阿发的用法差不多。开个玩笑，鲁迅写的《伤逝》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涓生）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上海人对“中国人在中国的位置”定位的也很清楚，自觉了“自己的地位是在英国佬和印度人之间。”

　　虽然阿二中国人这么认为，可阿大英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发给印捕阿三的薪金比华捕阿二高一倍，还配给住房等，并在当时的戈登路巡捕房内（解放后为江宁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层楼印度教堂。

　　印度阿三在上海滩的种种劣行我在文革期间就听上海人说过，据说当年上海人最恨的、最怕的、最瞧不起的人就是“红头阿三”。尤其是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们，一提起“红头阿三”，话就会说个没完没了。原因是“红头阿三”狗仗人势，整天警棍乱舞，特别是对社会底层的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警棍与皮靴是家常便饭。

　　阿三们虽然也是殖民地出身，但狗仗洋势对半殖民地的华人十分凶狠。他们人高马大，腰间挂着一根警棍，胸袋中放一只警笛，见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只要认为不顺眼，不管你是否违章和所谓犯法，轻者拳打脚踢，重者警棍伺候。大概因为他们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所以特别知道脑袋的重要，犯起狠来，经常是警棍敲头，专门欺负没有包头的华人。估计越南阿四也没少来皮靴踢警棍敲这一套，否则根本管理不了租界，只是身材瘦小，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凶巴巴就是了。

　　人力车夫最怕遇到“红头阿三”。阿三也都是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出身，最懂得穷人怕什么。他们最狠的手段是“撬照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收营运执照”，没有了执照人力车就不能上街，那时候也没有办假证、无照黑车这么一说，没有了营运执照这就等于断绝了车夫的生意，只好挨饿，要取回执照就得罚款。而阿三不通人情，软硬不吃，老刀牌烟卷、绍兴花雕酒之类的二十响、手榴弹阿三都不认，非得交罚款才行。

　　阿三另一教国人痛恨的事情是“抄把子”，也就是搜身。当时中国人在租界里等于亡国奴，见到“红头阿三”只要人家要检查，你就得举起双手，不管男人女人只好全身让他摸个遍。阿三们很多都是单身青年，尽管我没听说，估计吃豆腐的事没少干。因此，当时上海人恨透“红头阿三”，远远超过帝国主义买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人当时的反抗方式是以夷制夷，小孩子见了印度巡捕常常会高喊：“阿三———老鹰（即老英，英国人）来了！”因“红头阿三”最怕英国人，见了英国警官像老鼠见了鹰，因此很紧张，大概会像我们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原地跺脚、立正、挺胸抬头、口喊Yes Sir，旁边的孩子们一定看得很开心。但接下去阿三看见没有老英来就知道受到了捉弄，“阿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跑来打小孩，孩子们前面跑得快，他们后面追的急，而且还要吹警笛，让四周阿三集体围剿，一时间警笛四起，警棍飞舞，这就大大出了“红头阿三”的洋相，小孩子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些传说比较可信，群众自发的反抗活动，恐怕大都停留在这个水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告诉我说，40年代他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只要有单个的日本学生在公共电车上，他们就仗着人多挤两下日本学生，或者说借着刹车的机会踩一下小鬼子的脚，和上海孩子们逗弄“红头阿三”满街跑的水平差不多。

　　“阿三——老鹰来了！”给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阿三撤出上海后，上海人在街头看到耍猴戏的还这么叫。耍猴者划地为圈，手敲铜锣把过路行人吸引过来看，于是猴子在耍猴者的指令下作各种表演。在观看猴戏时，经常会有人大呼：“阿三！老鹰来了！”上海人都知道，这喊声是吓唬猴子的。当时来上海耍猴戏者大多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并大多不会讲上海话。而猴子又大多购自云南、贵州一带，肯定听不懂上海话，再讲上海城市里也很少能见到老鹰，所以“阿三！老鹰来了”还是阿三在的时候留下来的流行语言，就跟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多年，静静躺在水晶棺材里，不再管世间凡事，让13亿中国人撒开欢地在小康路上狂奔，可我们在信誓旦旦到激烈处还要来上一句：“向毛主席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