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敖：蒋委员长是这样领导抗战的！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页***二)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十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撒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hen Tigers Fight 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做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七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页一八一)。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十二月十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乱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进城，又大肆烧杀奸淫，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 living hee)留下记录。其实，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中国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日本报纸(详阅Wilson，When Tigers Fight，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入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高统帅。

蒋介石于五月二十五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两个参谋的建议，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六月七日，炸毁黄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统帅!

然而五十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一九三八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六月五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六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七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黄河堤”，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桩大惨事!(蒋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页二九三)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所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所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页一四四)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一九三八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一九四三年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一九四三年的损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恼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密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 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盂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一九四二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页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话》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页一一○至一一一)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Gong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中Gong前数年，曾在大陆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过说“六月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六月八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放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七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页四四七)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一九三八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一九四七年九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Gong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Gong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Gong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页一三一至一四二)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两天的日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 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八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阅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页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十八)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两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当蒋介石于十六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军队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丘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级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记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二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部，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 [img]http://web.***************/images/pixel_trans.gif[/img]

史学家胡志伟：重新认识蒋介石



从蒋介石的用人说起有一次参加一个餐会，除我以外，都是三十上下的年青朋友，其中有几位跟我较熟的就一再跟别人介绍我是研究历史的，尤其对中国近代史，有很多特殊见解，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尽量提问云云。其一位气质出众的小美女问我：「你最敬佩的中国近代史人物是谁？」我说：「是蒋介石。」结果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呀！为什么？」从每一张狐疑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们对我的答非常不以为然，我故意反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敬佩蒋介石？」有人回答说他是刽子手，有人回答他是独Cai者，有人说他是二二八的原凶。我说你们一定看了不少李敖的文章李筱峰的文章；李敖骂蒋介石是为了报私仇，李筱峰骂蒋介石是为了台独建国，他们对蒋介石的批评都不可信。



蒋介石的评价是历史问题，历史是不可预设立场、是不允许有个人好恶的，年青朋友对蒋介石的误解，正是国民党连年败选的最大原因之一。国民党对民进党长期的抹黑、抹红工作早已麻木不仁，在坊间只能看到李筱峰之类学术骗子的书，国民党反而无人研究蒋介石，更无人对丑化蒋介石的文章提出辩解，所以目前台湾社会年青人心目中的蒋介石只是独Cai者、刽子手。

坊间有关批蒋介石罪状之一，说蒋介石任用私人、搞小圈圈，甚至蒋介石的老干部都同意对蒋介石的批评。但在史学家眼里并非如此，蒋介石之重视人才、提拔人才，心胸之开阔、格局之大，在近代历史人物之，无出其右者，连跟蒋介石闹翻跑到美国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说蒋介石「用人唯才」，兹举蒋介石任用顾维钧及蒋廷黻作为案例来证明蒋介石如何重视人才。



顾维钧博士在北伐统一之前已经是名重一时的北伐政府大臣，曾任外交总长、财务总长、国务总理，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南京政府，曾对北洋政府的军政首长下达通缉令，其中即有顾维钧的名字，通缉令发布不久，蒋介石即派人知会顾维钧，通缉名单没有他，请他放心，后来透过张学良、颜惠庆，告知通缉令没有他，北洋政府跨台后，顾维钧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买了块地，准备从此归隐山林，在这段时间，顾维钧常与在北戴河避暑的少帅张学良往来，等于做少帅的私人顾问，十九年原大战，顾维钧劝少帅不可站在冯阎一边与中央为敌，虽然顾维钧与国民党素无往来，但是他非常敬重蒋介石的人格及能力。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即从日本军政界的动态判断日本将有不同的军事行动，并向张学良提出警告，张学良不以为意。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紧急召见顾维钧，顾维钧主张立刻电告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同时透过张学良与日本人的私人关系找日本东北军政首长谈判。南京政府为了因应变局成立了「外交特别委员会」研究因应之策，聘请 顾维钧 先生做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顾维钧在南京收到一封电报要顾维钧到南京，到了南京后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去看顾维钧，请顾维钧担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开出三个条件：一、为为了有效执行外交部长职务，对驻外领事馆定期核发经费。二、对于外交部驻外及内部人事有绝对权力，不受政府指示。三、顾维钧不是党员，所以党中常会对外交问题有任何决议应事前得到通知。对于顾维钧的要求，蒋介石全部同意。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后来担任驻美大使，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担任国际法庭法官，并任两次国际法庭副庭长，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



我们读这段历史，值得注意的几点：

一、顾维钧与蒋介石非亲非故，顾维钧且是蒋介石的昔日之敌，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的通缉令中有顾维钧的名字，蒋介石再三找人告诉顾维钧，那是政府的错误，并撤销通缉令，因为蒋介石深知 顾维钧 博士是中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二、顾维钧就任外长不是求官，而是蒋介石透过宋子文再三求顾维钧出山，顾维钧提出三个条件，争到部长应有的全部权力之后才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从此追随国民政府，一直到国府丢掉大陆，对蒋介石始终如一。

三、顾维钧与张学良关系复杂，张学良对顾维钧也始终礼遇，顾维钧是个厚道的人，但是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无意中把蒋介石、张学良的格局，气度做了比较。蒋介石召见顾维钧讨论国事，或请宋子文先沟通，或请王宠惠先沟通，一到会场即展开讨论。顾维钧最初与蒋介石会晤是匆匆开会，匆匆离别，语不及私；但是与张学良会晤包括吃饭、洗澡、打网球、钓鱼等休闲活动，而当时蒋介石的生活，除了忙于公务，粗茶淡饭，每天规定自己要看书、做体操、祷告、写日记，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九一八之前顾维钧感到大势不妙，求见张学良，顾维钧在回答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孙中山史料研究室录音访问这段往事：「…………我到了之后，他的秘书说少帅在打网球，请候一候。等了二三十分钟，他来了，满身是汗，他说对不起，我去洗个澡再来………………，我对张学良说，恐怕日本这一次要对中华民国东三省要有大举动，提醒他注意，他听了似乎不十分注意，我也觉得奇怪…………」两相比较，顾维钧感受到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笃行的爱国者，同时也感受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敬重，从此随蒋介石共赴国Nan，至死不悔。



蒋廷黻是哥伦比亚大学 史学 博士，学成回国后在清华北大教书，与胡适之、丁文江、傅斯年出版独立评论杂志、批评政府，独立评论的读者大多数是大学生、公务员，当时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百姓反日情绪高涨，共党、军阀借机蠢动，制造反政府言论，破坏政府既定计划；当年独立评论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反对立刻抗日的杂志，他们同样反日，但深知中国太弱，又不统一，须要多一些时间准备。蒋介石看到蒋廷黻的文章，约蒋廷黻到牯岭谈话，听学术界对国事看法。

一九三四年，蒋廷黻到俄国考察，蒋介石请蒋廷黻到牯岭长谈，请蒋廷黻深入了解俄国情况跟政府动态，试探中日如果开战，俄国支持中国的可能性。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委员长召见，到南京时翁文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要自兼行政院长，要请蒋廷黻担任蒋委员长的政务处长，蒋廷黻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管些什么事，翁文灏告诉他这是跟秘书长同等级的幕僚首长，秘书长管政策的执行，政务处长是协助院长拟定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蒋廷黻不敢答应，蒋廷黻对委员长说「我没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做法。」委员长说：「你能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蒋廷黻说他要先回清华一趟，结束一些事情。蒋委员长说：「这次上任，一定要带所有的人员一同上任，清华那方面由我替你电告校长好了。」政务处长未久卸任，发表驻苏俄大使，从此追随蒋介石共赴国Nan，直到老死。



吴国桢对蒋介石用人有如下之描述：「用人始于识人，就识人来说，蒋氏下了极大功夫，据曾任待从室秘书的俞国华告诉我说蒋介石经常把人事资料交俞国华秘存在保险箱内，然后随时拿出来，仔细斟酌，想之再想，以求适任，这是说蒋介石如何对一个可资任用之人，作锐利而深入的观察，仔细衡量才干，以便备于适当职位之上。」



评论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的他在位时有没有培养人才、发掘人才、重用人才，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近代中国领袖中唯一可以做到用人唯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政治领袖。民国十六年南京政府成立，用了大批留学生、北洋老臣，如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等，知名学者如蒋廷黻、胡适之，地方军阀之部下如莫德惠、赵戴文、徐永昌等，至于冯阎、李、白、陈铭枢等一叛再叛者、抗日军兴也分别付予重任，至于孔宋家族，除曾支持蒋介石北伐外，孔宋皆学有专精之人才，法币迭经抗战八年币值尚称稳定，宋子文功不可没，至于诬孔宋贪污，至今没有证据，以孔宋有钱的程度，及当时的大环境，利用特权做生意有可能，直接贪污恐无此可能，宋子文允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除了财经长才以外，宋子文在战时曾任外交部长，对战时外交有巨大贡献，孔宋对国民政府的贡献功远大于过。胡佛研究院宋子文档案公开阅览，改变了很多人对宋子文的观感，蒋介石对孔祥熙、宋子文的重用最内举不避亲的表现。



至于批蒋介石说蒋介石搞小圈圈，只信任黄埔系统及浙江人，其实并没有，从学术的高度来看历史，蒋介石并非完全任用江浙人，已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蒋介石用人唯才，不分畛域，至于信任黄埔系统，在军队没有国家化之前，军头动辄造反的情况下，蒋介石相信传统以德服人、以诚带人来感化这些军头，但是蒋介石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再背叛，蒋介石信任嫡系部队是理所当然。



且不说蒋介石、陈仪在台一年多，陈仪去职后留给台湾大量人才，很多人到后来成了建设台湾功臣，如严家淦、孙运璇、任显群等等，所以陈仪被枪毙多年以后，前行政院长翁文灏有一首吊陈仪诗：

海陆东南治绩丰

一朝惊变弃前功

今日执楫理财士

尽出生前识拔中

后来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延续陈仪的土地政策，奠定国民党在台统Zhi及经济发展基础，可谓「人亡而政不息」。蒋经国同样重视人才、培养人才，论者颇多不赘述。



请问李总统、陈水扁，你们给台湾留下人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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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现在确已到了应该评一评“台湾大学者”李敖的时候了。 　

评李敖现象——写在痛说蒋介石专题的前面

这些由李敖们所数落出来的蒋介石先生的“历史罪行”，虽然正是我们要和李敖们进行一番真正的学术探讨的，但是，我们这些可怜的中国大陆学人，却要事先在这里告诉李敖们一句话：综蒋介石先生一生的过失，其最大者，“就是没有拦住GCD，没有拦住这一场旷古的赤祸”，否则，今日的神州，又怎么会是这副模样；今天的台湾和大陆，又怎能出得了李敖这类的“无知狂人”呢？


（大陆）陆进修 2001-10-10

〔引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

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

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

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邪恶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

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Gong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

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

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Zhi的残酷力量，而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Cai者所指骂的“独Cai者”，

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Cai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Zhi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

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摘自三十年代初一位妇女“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转引自大陆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1991）一书） 　　

大陆刚刚开放，我曾得到一本李敖的着作，那时，我是把他看作“金子”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大陆，像这类境外“反动学者”的书籍，我们非但看不到，而且万一看到，竟又被发现了，便会有杀头的危险。 　　

然而，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满大陆全由中Gong一家包办的各级各类出版社，早已经成了李敖着作出版的“摇篮”。李着非但已经不是“物以稀为贵”，而且在许多读者的心里，特别是在大多数还有些良知和正义感的大陆学者眼里，甚至已经成为被鄙弃、却又奈何他不得的“红色着作”。

因此，李敖的身价虽然在中Gong专Zhi统Zhi者那里，与日俱升，但在大陆民间，却在江河日下，直至已经到了令人由厌而生恨的地步。特别是当他已经公然地走上了中Gong的电视台，乾脆和中Gong一起来强奸大陆的民心之时。 　　

我们以为，现在确已到了应该评一评“台湾大学者”李敖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评李敖，绝不会象李敖那样，开口就是“脏话”，下笔就是“下流”，动辄自吹第一，要不就是自称“至高境界”，岂止是“失之雅驯”，实则是连最起码的“学者作风”都没有。何况，自从中Gong认识了李敖，看懂了李敖之后，李敖非但成了被中Gong所器重的人物，而且成了为中Gong所一心要利用的武器，甚至是要一心保护的“共宝”——专用来对付大陆学界对历史的反思，特别是大陆民间要还蒋介石先生一个历史公道的决心。

所以，我们的评判李敖，实在便有了与中Gong作抗争的意义。特别是在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当李敖已经成为谁也不许碰的“中共宝贝”之后。 　　

虽然中Gong是不准许公开批评李敖的，因为批李的反面，就是肯定中Gong的死敌——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先生，但是，单就批判李敖本身来说，也还存在一个容不容易批评和怎样批评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不是问题，因为结论是“李敖太容易批”。 　　

第二个问题，我们也认为不是问题，因为结论是“还了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公道”，李敖便不批自破。因为李敖所有的下流脏话，都为批蒋而来；李敖的所有“锋芒光芒”，也都是因为“批蒋”而至。

然而，中国大陆人民早已渡过了在中Gong用枪杆子逼迫之下，“八亿人民都做骂蒋专家”的“荒唐岁月”，早已经对来自任何方面的“骂蒋”，富有了“免疫力”。更何况，中国大陆在已经历经了近二十年的民间历史反思之后，历经了近二十年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之后，对李敖那些专门骂蒋的“学问”，实在已经是“无所畏惧”了。 　　首先，之所以说“李敖太容易批”，是因为： 　　

第一，李敖批蒋的重要或曰主要的资料来源，是不攻便要自破的。因为他藉以批蒋的主要资料，一是来源于一贯反蒋的大小军阀们的所谓回忆录。这些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曾为了继续拥兵割据而破坏民国的新旧军阀，用中Gong党魁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的残余”，他们为私欲而反蒋的种种言行，在李敖那里，居然不仅全部正确，而且由于他们的全部正确，而证明了蒋的全部不对。

对此，中国大陆史学界不仅早已经有了甚为明确的认识，而且对他们曾经危害民国、破坏中华民国民主统一进程的历史罪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新证。 　　

二是为了证明蒋的全部不对和绝对错误，李敖不惜应用中Gong甚至是毛泽东旨在对外欺骗的假话、大话和假文件，以在为中Gong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辩护中，将一切的错误均诿之于蒋。

对此，中国大陆民间学者在历时已久的历史反思之中，已经并且正在对中Gong的所有欺骗进行甄别和鉴别，早已成果昭彰，只等着言论自由和人民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了。 　　

三是李敖曾“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不放过片言只语”。这种偏执到了巅狂的心态，自然只能将任何正面的资料都看成了反面的材料。

对此，早已经受了中Gong残酷酷考验、并为之牺牲了无数条性命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早已从中Gong一贯绝对正确、蒋介石从来就是绝对错误的欺骗中，获得了历史性的“抗体”。 　　

四是用李敖的合作者汪某的话来说，则是李敖曾“广事搜罗”有关文献，“像中国大陆出版的全国以及各省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罄尽”。这位专门在海外歌颂汉奸汪精卫、辱骂抗日领袖蒋介石先生的所谓华裔学者，终于将李敖骂蒋的主要要资料来源，一语漏尽了天机。

须知道，中Gong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共和国”之后，非但采取大肆杀戮的残酷手段，藉以消灭“旧社会”的社会基础，使得任何一个对中华民国知情者，非但不敢言不敢怒，而且坠落到了不敢听和不敢想的地步；

而且，中Gong领袖周恩来还亲自建立和领导了所谓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将那些对国民党、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深怀“国恨家仇”的晚清遗老遗少，特别是那些曾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朝附夕叛”的逆子贰臣们，也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叛将和叛官们，集中起来，强迫他们写回忆录，实际就是要他们专门写检查交代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揭露蒋介石的“罪恶和罪行”。

于是，昔日这些稍不称心，便对国民党不是骂就是反的“英雄们”，在GCD的铁血手段之下，不但学了乖，开始深刻检查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而且更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蒋介石的历史“罪行”，当成了自己向中Gong腆颜买好的手段，其中的大小残余军阀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把头们，就更是要将他们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矛盾”，

实际是他们自己危害民国的历史罪恶，反过来一股脑儿地推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独Cai”上面，不仅藉以减轻自己的罪行，而且藉以向GCD表功。

其中即便有一两个有点气节的，不愿这么做，却也绝不敢真话真说。所以，由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史资料”，也就非但不是“文史”，而且更不配称做“史料”了。只要稍稍看一看国民党叛将张治中自传式的回忆录，不妨读一读李志绥医生在回忆录中有关张治中拍毛泽东马屁的描写，张治中满篇假话、满纸阿臾的无耻“风采”，便会昭然眼前，更遑论他所写下的什么文史资料，还能够具有什么史料的价值。

这便是今天大陆民间虽然在痛苦反思历史，却宁肯研究GCD人的回忆录、都压根儿不愿理会这些所谓文史资料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说，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之一定要出笑话，一定要遭遇大陆人民的嘲弄和鄙弃，也就是一定的了。这自然也是我们敢于说“李敖太好批”的重要缘由之一。

第二、李敖批蒋的学术方法是可笑的、荒唐的和不值一驳的。 　　

李敖在他“蒋介石评传”的自序里曾说：“人们谈到西太后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的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别从正面看，而该从反面看；无须从已成的看，不妨从假设的看。这样一看，人们就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的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这段话，可以算得上是李敖的“发明”，却将他反科学和反事实的历史研究手段，作了一个自吹自擂的交代。我们也正是从这个交代里面，才看到了，原来李敖为了骂蒋而研究蒋的历史，是可以“不别从正面看，而该从反面看；毋须从已成的看，不妨从假设的看”的。

换言之，便是在研究蒋介石之时，“是不别从蒋介石正确的一面来看的，而应该专门从蒋介石正确的反面来研究；是没有必要对蒋介石所做出的事情进行研究的，相反，只需要从假设出发就可以判定蒋介石的罪恶和罪行”。

一言以蔽之，就是：只要李敖们假设蒋是一个罪人，蒋介石便是一个罪人，至于蒋的历史功绩、蒋的实际作为，可以通通不去管他。 　　

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术研究方法的大发明和大创造。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非但不要读书穷理，非但不要考察事实，而只需要从一己的假设出发，专从“作对”的地方去骂，便能够想做成什么学问，便成就什么学问，想把谁批倒批臭，就能够把谁批倒批臭了。

这个学术方法，如果在五十到或六十年代就从台湾传到了中国大陆，则中Gong在持续镇Ya无辜人民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制造什么“罪证”了；而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整肃他们的政敌时，也就更不需要成立什么档案组以调查叛徒、内奸和工贼们的材料了。至于胡适老夫子那一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迂阔，美国学者杜威之“实证主义”的迂腐，便都只能被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难怪我们在国内早就听说，海外前几年曾有过一个什么“假设历史学派”，这个学派，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曾大肆倡导“假设历史”，其内容就是：“假设孙中山不革命，中国岂但没有了后来的任何动Luan和暴乱，满清王朝早就实现了民主宪政，中国早已经民主了”。于是，反对革命，便成了八九年之后的政治时髦；告别革命，更成了某些“GCD精英们”的历史愿望。

这个假设历史学派虽然经不起一驳，但对中Gong而言，却使它如获至宝。因为，今天倘使大陆人民要革命，那么，革命的对象就只能是GCD。所以，这种假设历史学派，怎能不“深得共心”？当然，如果这个假设历史学派，原来又是出自于李敖的创造和发明，则李敖之所以能够在八九年之后的中Gong那里走起红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任何一位历史研究者都知道，研究历史，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从事实出发。并且重在鉴别事实的真伪，而绝不能够罔顾事实。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更是需要厘清历史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也就是事实上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在评价臧否一个历史人物时，如果我们根据的不是他的所行所为，如果我们根据的，不是他之所行所为对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他进行评价的基本根据。这是一个动摇不得的根据。

失去了这个根据，非但便要失去是非，而且更要制造混乱。而台湾的批蒋专家李敖，就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学术根据上，非但存心违背，而且颠倒正反；非但罔顾事实，而且利用假证。他和GCD一样，只要斗垮斗臭，却绝不问是否伤天害理。

这样的批蒋专家，岂但是丧尽了一个学者的基本人格，而且连做人的本色也已经丧失怠尽。 　　

至于李敖所言，他所要批倒批臭的蒋介石，究竟拦住了多少的人，挡住了多少别人该做的事情，特别是拦住了他这位大人物，从而使他“只能落荒而走”，却“不能大道之行”——这些由李敖们所数落出来的蒋介石先生的“历史罪行”，虽然正是我们要和李敖们进行一番真正的学术探讨的，但是，我们这些可怜的中国大陆学人，却要事先在这里告诉李敖们一句话：综蒋介石先生一生的过失，其最大者，“就是没有拦住GCD，没有拦住这一场旷古的赤祸”，否则，今日的神州，又怎么会是这副模样；今天的台湾和大陆，又怎能出得了李敖这类的“无知狂人”呢？

　　三、李敖批蒋的缘由和用心，只能证明他与学者和研究这样一类词汇相去有千万里之远。因为，李敖在被他视为集大成的“蒋介石评传”一书中，就公开地喊道：“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地写出真相。

然而，只为报复，就不可能研究出真相了。因为这非但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是学者治学的大忌。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没有一个平常人和正常人的心态，也就没有可能得出公正和正确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李敖实际上根本不懂得何为学术、何为学术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真相为何了。至于李敖们居然大言不惭地自我宣称，他们的蒋介石评传一书已经对“论定蒋介石‘围标’功成，‘钻勘’备至”，”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件事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纵使新资料，也只能够引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

”荣祖和我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这些写在蒋介石评传自序里的话，岂但令人有不禁讶异之感，而且，在台湾，它自是遗笑小方，在大陆就实在是遗笑大方。李敖们之不是学者，不像学者，做的不是学术，亦不可能是学术的结论，倒是在读者心头达到了“论定出结论”的境界了。 　　

由此可知，李敖们“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出版，藉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的历史愿望，之所以一定要落空，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学者，而只是复仇者；其次是因为他们的评传又绝非是一部学术着作。更何况大陆人民只要一天没有学术发表的自由，李敖们就没有对蒋介石先生作盖棺论定的那一天。谓予不信，那就姑妄待之吧。此其一。 　　

其二、尤嫌不足的李敖，甚至还这样说道：“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在此，李敖已经公开地承认他的骂蒋巨着不过是一部复仇之作，这等于宣称他的蒋介石评传根本就不是一部学术着作，因此，李敖所谓学术和研究一类的话，说得好听一点，便是拉学术作虎皮，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假借学术以行骗而已。

因此，我们若是要帮李敖说得好听一点，李敖不过是写了一本台湾狂人的“基度上恩仇记”，然而，他没有大仲马的才华，又没有恩仇的记的文学魅力。我们若是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不过是将中Gong厅级干部唐人所写的“金陵春梦”教条化和伪学术化了而已。

而金陵春梦，今日在中国大陆之已经不齿于读者的遭遇，想必正是李氏蒋介石评传的遭遇，只怕它的遭遇将只能更惨，更不肖于人类而已。 　　

然而，说惯了狂言大话的李敖，终于唱出了哀调。他说：“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可惜的是，

第一，有能耐结束蒋介石的，绝不是他。即便是作为一九四九年失败之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已经给他的政敌和小丑们骂足了，蒋介石还是结束不掉，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铁定的历史人物，更何况大陆人民正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在对毛泽东和他的对比之中，痛定思痛呢？

这样的人，岂可是一个区区的李敖所能结束得掉的？

第二，李敖之快意恩仇的这一面，也难得结束，因为只要中Gong专Zhi政权一天不垮，中Gong就要利用李敖这样的人来对付他的宿敌，压迫大陆的人民，特别是正在反思中的知识分子；因为即便是中Gong垮了，中国大陆人民，甚至包括台湾人民，也都要利用李敖，来为重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标准和吸收现代世界的文明道德，作一份历史的反面教材。甚至以他的“德性和文格”来警戒后世文人，以重倡为人为文的道理。

所以，李敖们也是“不朽”的。有必要指出的是，李敖现象，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现象。

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人中的一个极坏的典型，更是五十年来由台湾社会所孕育而成的畸形儿和怪胎。因为在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出口就是脏话、下笔就是下流”的文人学者的；在传统、特别是现代的专Zhi极权国家，这样的怪胎非但没有肇生他的社会条件，而且如若他侥幸出世，也只有亡命这一条路。

诚如我们大陆的一位学者所言：“在大陆，有一个李敖，只会被杀掉一个，有两个，便会杀掉一双，有一万个，就要杀掉一万五千还不止”。

这自然不是虚话，这是五十年来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流出的无量鲜血，所写出来的残酷历史。然而，只有在台湾，只有在一个既要遵循民主的文化理念，又要在不得已之下对思想和文化作一定限制的时代，才会产生出这样一个怪胎。只因这个怪胎享受着相当的文化自由，他才能够相当自由地骂人、骂事、骂政府、骂领袖。

用另一位大陆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他在牢房里都敢骂的人，敢写的书，我们在牢房外面都不敢。而这个怪胎也只有在台湾被中Gong解放，从而造成千千万万人头落地的惨痛局面时，他才会遭遇中Gong的“制裁”。

然而，在至今还不曾被中Gong解放的台湾，这个怪胎就不仅骂出了名，而且成了坐过牢房的“英雄”了。于是这个怪胎也就更加地“英雄”了起来。这才是李敖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招摇的根本缘由所在。

　　有必要提醒的是，李敖这样的怪胎也不是什么人都敢骂的。对GCD他就非但不敢，而且还为之加以辩护，甚至互相利用。所以，倘使李敖留在大陆，他也未必就是一个只配杀头的料。因为，那些在国民政府时代，敢于大骂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派们，一旦他们落到了GCD的手里，其中不少人不都成了被剥了皮和抽了脊椎骨的落荒狗了吗？

他们当中又有谁曾像张志新那样，是在被割断了喉管之后，大义凛然上刑场的呢？狗性总是遇到善良的便敢吠，并且还要咬住不放；遇到恶狠的便不敢吠，甚至还会羞羞答答地去舔那恶汉的脚后跟。李敖是否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李敖反对香港几位大陆流亡知识分子办一家反共的杂志，理由便是“这样你们没有好果子吃”。可见，他对凶狠的GCD，心里是怕的。

我们还知道，李敖上了中Gong的独家专Zhi电视台，为中Gong意在灭亡台湾的一国两制尽兴和唱，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赞成中Gong对“六Si”的镇Ya，这种行为，就算不是舔中Gong的脚跟，却也足以证明，李敖要反的绝不是专Zhi，相反，真正的专Zhi必将为他所拥护。这才是李敖的所谓大道，才是李敖在台湾行不通的大道。

今天，在中Gong专制大厦就要面临彻底倾覆的时候，所出现的“李敖媚共、中Gong用敖”的现象，虽然为大陆民间所不齿，但是，在中Gong，此亦无异于玩火而已。因为中Gong千万不要忘记的是，李敖之骂蒋，其所有的用心和抱负，乃是为了“复仇”。

如果李敖复仇这个要害，一旦被我们大陆千千万万遭遇过中Gong残酷迫Hai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所识破，所学会，一旦被万万千千早已因中Gong的屠杀而变成了厉鬼的知识分子和无辜民众所惊醒、所效法，则中Gong将何以处之？二十年前，中Gong领袖陈云就说过：“我们绝不能进行政治改革，因为大改必垮，而我们杀的人又太多，这等于是号召人民来向我们复仇”。十年前，deng小ping面对那一场民众运动，则乾脆说道：“我们一步也不能退，因为退一步，我们就会千万颗人头落地”。

所以，李敖媚共，尚不足惧；而中Gong“用敖”，就一定要三思而行了。倘使大陆人民认真学起李敖复起仇来，甚至学会了李敖复仇的疯狂，那岂不是要出现另一番“旧鬼烦冤新鬼反，天崩地裂声嗷嗷”的悲惨世界了吗？

GCD，可别让李敖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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