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4-2004, 08: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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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庸俗化
评论文章《上帝又发笑了》在《徐州师范大学报》2002年12月10日刊登后，引起同学们的关注，有人对此文个别说法提出质疑。本文试图在对此予以回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章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深入阐发，以便与同学们交流。
在《大学城》2002年12月总第37期上发表署名腾宵的一篇文章《我为思考辩护——读上帝又发笑了》，文章认为《上帝又发笑了》针对大学生盲目模仿思考、空谈启蒙的有关论述太绝对化了。其实，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本意就是要纠正当代大学生在并不理解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思考的情形下随意发表议论的不良现象，说的绝对一点并不是作者的一贯文风，而是为了“矫枉过正”。中国人一向是很懒惰的，正如鲁迅先生常常在文章中提到的，要想在“铁屋”中开一个窗户，就必须要冒着掀掉铁屋的风险，不偏激不绝对就不会达到目的。这是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策略，并不需要大惊小怪的。
说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是从别人偷或贩卖来的是有根源的。当代大学生之所以以谈论思考、启蒙为时髦，作为以余杰为代表的一代所谓青年批评家们，有着很大的功劳。正是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气势吸引了当代大学们的目光。再加上从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界一再讨论的知识分子角色意识问题，其中在上海的几位先生特别是陈思和、王晓明他们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他们的“二十世纪文学史写作”都给知识界带来了冲击。以李新宇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话语研究更是促醒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九十年代的末的“王小波热”也给当代大学生以警醒的思考。
老实说，以余杰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人的凸显并没有给更为年轻的当代大学生们带一个好头。当然，把这样一个希望寄托在像余杰这样的几个人身上也是很不现实的。余杰，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但这并不就是说他做得很好。相反，余杰的文字太多的充满了材料的堆砌，这使他的思考变得有点消化不良。我曾在一篇有关余杰的文章中谈到他的学术功底不扎实的问题，这在现在看来，依然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参见拙作《余杰，回到常识的写作》，刊于《现代语文》2000年第3期）作为余杰，他可以成功。但当代大学生若是以为通过类似的途径就可以沽名钓誉的话，那就特错大错了。
《上帝又发笑了》一文中之所以引用鲁迅的《革命文学》，主要是想说明启蒙、思考要有针对性，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思考和启蒙，千万不能把启蒙、思考庸俗化了。有些人可能误会了在文中一再出现的思考一词，其实，文中所言说的思考是赋予内涵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索。
那么什么是启蒙呢？
勿庸讳言,启蒙意识的觉醒是“五四”的产物，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和“启蒙”后的结果。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几乎无一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落后，逼使他们不能不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寻找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而启蒙意识的觉醒，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这种意识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文革”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再度崛起，是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血脉。但是，我们考察知识分子生存现状就会发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些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感到了陷入“无物之阵”的困境。他们在作出种种努力以后发现，到处都是商品经济大潮的洪流和追逐物质的欲望，他们的启蒙立场在没有受到“被启蒙”着的怀疑以前，他们自己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立场的危机。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道路消失了，只剩下传统积淀下来的思维习惯。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心地位变得虚幻起来。而启蒙的主题和客体也变得模糊起来。这种危机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八十年代末掀起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仔细考察陈思和先生所言说的“人文精神”，我们会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仍然是深深的失落感。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一旦受到现实的冲击和“被启蒙者”的怀疑，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慌乱和焦灼之中。于是就有人提出来启蒙并不是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扮演的唯一角色，甚至认为即使在五四时期也并非如此。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尝不是一种逃脱的遁词。考察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并不是第一次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即使在风雨飘摇的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也能够及时通过调整自己的岗位来履行自己的使命。
尽管知识分子可以找到种种对大众进行启蒙的方式和途径，但他们却不得不承认在现在谈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现在，我们可以对启蒙进行一个大致的概括了。对此，我很认同王富仁先生的观点：
启蒙是少数人启多数人之蒙，它是以少数启蒙者的“正确”为前提的。在这种立场上，多数群众被视为蒙昧的。但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正确”永远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为判断标准的。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少数启蒙者恰恰是不正确的，是一些“疯子”。也就是说，“启蒙”必须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有一种相同的、更根本的文化价值标准，并且被启蒙者必须把启蒙者当作一个正常的、有理智乃至比自己有更高理智的人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恰恰又是与启蒙这个概念完全不相符的另一种状况。（王富仁《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
启蒙、思考是不能庸俗化的。一旦把它们庸俗化了，就失掉了它们本真内涵。以那种低俗的迎合大众的方式去启蒙大众，是一种背叛启蒙的行为，虽然他的用心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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